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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源

这个世界上,与我们亲近的人屈指可数。当面对父母、兄姐、妻儿,这些与我有着血脉相连的人们,我瞬间觉得这世界的世俗,一切与我无关。他们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源,而我,只想拼了命地对他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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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上,与我们亲近的人屈指可数。当面对父母、兄姐、妻儿,这些与我有着血脉相连的人们,我瞬间觉得这世界的世俗,一切与我无关。他们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源,而我,只想拼了命地对他们好!

第一次带母亲坐飞机
    那一年,我经常往返于北京和兰州之间,有时候一个月要跑四五次,哪怕只有一两天的时间,我也会回兰州一趟,只是为了多陪陪重病的母亲。考虑到北京的医疗水平,我决定让母亲来北京的大医院做一下全面检查。在大哥的劝说下,母亲终于同意由两位姐姐陪着来北京。为了让母亲在旅途中更舒服些,我特地买了头等舱的机票。母亲16岁追随父亲来到兰州之后,除了回过两次老家,去过一次徐州以外,就再也没走出过兰州。我小时候,父亲每次坐飞机去北京演出,母亲都会特别羡慕,总是有意无意地打探着:“坐飞机啥感觉?晕不晕?北京可好吧?天安门广场是不是可大?”
    我以为母亲第一次坐飞机一定会特别惊奇,可是她没有,她还是像往常一样淡定。我把母亲搀上去之后,指着我们的位置说:“妈,您坐这儿。”她回头看了看:“咱们还坐前边?你姐她们呢?”我解释道:“咱们买的是头等舱的票,她们在经济舱。”她从没听过这种说法,问道:“啥叫头等舱?啥叫经济舱?”“头等舱比经济舱座位大,舒服,等起飞之后,吃的饭也好一些。”
    母亲接着问:“为啥还要分出等级来?”我说:“咱这个座位贵一些。”“那不公平。”
在母亲心里,人是不应该有三六九等的,尤其不应该以财富作为划分标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即便一个人满腹经纶,也不见得他真有文化。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在我的心中,她绝对是位有素养、有文化的人。母亲一生几乎都在与贫穷斗争,但她从未视金钱为至上。丈夫的幸福,儿女们的善良诚实,是她持家的根本。我曾经因为半路捡了一个空雪花膏的瓶子,就被母亲给了一顿揍,“捡来的东西也不是自己的”,这句话成了我人生的警句。
    母亲的性格本是豁达开朗的,但是拮据的生活让她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生怕一个闪失,全家的生计就毁了。部队有自己的农场,到了深秋时节会给大家分一些菜籽油。有一回我陪母亲去领油。那个玻璃瓶子特别大。回来的路上,母亲小心翼翼地拿着它,不敢让我碰。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我还幻想着这下终于可以开“荤”了。谁知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瓶底忽然掉了,油全部洒在了马路上。我在一旁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母亲手里还握着掉了底的瓶子,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呆滞了大概一秒钟,母亲赶紧把瓶子倒置过来,并迅速撕开自己的棉衣,掏出里面的棉花就往地上蘸,再把蘸到的油挤到破碎的半个瓶子里,直到一滴油也吸不上来,她才倒端着瓶子,如履薄冰一般回了家。把剩下的油放在火上烧开,又等它慢慢地沉淀,上面的那层油支撑着全家吃了好一段时间。

年轻时的父亲,朱军的第一个偶像

带妈妈看大海

给还未走远的母亲磕个头
    这是母亲第一次到我们的新家,她显得非常开心,眼睛里漾满了欣慰。我怕她的身体吃不消,提议让她休息一下。她却摇摇头说:“你扶我到处看看吧!”
    后来,我和姐姐一起带着母亲去秦皇岛看海,在北京爬电视塔,去看旋转餐厅,去逛海底世界只要我认为可以让母亲快乐的地方,我们都要让母亲去看看。
    母亲从北京返回兰州后,我在北京和兰州之间奔波得越加频繁了。有一次,我的一位高中女同学来探望母亲,那天母亲精神不错。同学坐在病床上和母亲亲切地聊着天,我坐在对面的沙发上陪着她们。聊着聊着我就听母亲问道:“孩子多大了呀?”“都九岁啦!”母亲看着她,流露出羡慕的眼光,转而对我说:“军军,过来。”我赶紧凑过去,把头伏到母亲身边:“咋了,妈,有啥事?”突然,母亲一个巴掌狠狠地扇了过来,“你看看人家,你呢?”看着母亲眼神中那种深深的遗憾,我才突然明白,原来她之前说的话都是在安慰我。平常每次说起要孩子的事,母亲总说:“我无所谓,你们不要也中,我孙子也有了,外孙也有了,不缺你一个。”我也一直以为哥哥姐姐家都有孩子,我有没有真的无所谓,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了母亲的心思。
    在母亲昏迷的14天里,我每天吃住在医院里,顾不得刷牙洗脸,蓬头垢面,一刻不离地守护着母亲。
    2000 年12 月10 日,我接到台里通知——火速回来准备主持一台中纪委的重要晚会。我拖到了14日才出发。清早,医院特别安静,我“扑通”一下跪倒在地,给母亲磕了三个响头,之后含泪离开。我心里明白,这次离别极有可能就是永别了。西北的冬天特别冷,风特别大。清早天还没大亮,路上只有我拖着行李箱踽踽独行。那一刻,我体会到了生离死别的刺骨冰凉。
    16日是中纪委那场晚会直播的日子。当时的我最怕听到电话响,最怕接到兰州的电话,最怕听到大哥的声音。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我颤颤巍巍地拿起电话,真的是大哥。我知道我最怕的事发生了,我无力地瘫坐下来。
    “大哥,你告诉我,什么时候?”
    “就在刚才。”
    从母亲病重到去世,前后将近十个月的时间,说实话,每一天我都在做着这份思想准备,然而真的到了这一刻,还是不胜其悲。从今天起,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去了,我成了一个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的孩子。
    冲着兰州的方向,我双膝跪倒在地,给也许还未走远的母亲磕了一个头。我不能自已,终于号啕大哭起来……

亲人,让我们幸福——朱军和妻子谭梅

那一瞥竟成为永别
    母亲去世的前一年,父亲就已经去世了。父母的离世让我更加珍惜与家人的团聚,也让我更加怀念父母健在时,我们全家过的最后一个年。
    1999年春晚直播刚刚结束,处理好手头的工作,我便匆匆和梅梅准备行李,搭乘初一最早的航班飞回兰州,和家人补过一个团圆年。初四早上,我和大姐夫在客厅看电视,忽然意识到家里的电视好像小了点,我俩一拍即合,直奔商场买了一台37英寸的大彩电。到了家门口腾不出手来,只好喊人出来给我们开门。爸妈一见吃了一惊:“你们也没打招呼就出去了,这是买了个啥回来?”我们故作神秘地笑而不语,只是赶紧拆掉包装,把家里原来的24寸电视搬到了卧室,把新买的这台电视放在客厅。老太太一看是新电视,高兴得合不拢嘴,边抚摸着电视边念叨:“这个大,这个好啊,以后你不在家,我在电视上看你的时候就清楚多了。”
    “在电视上看你”,母亲的话让我心里一阵酸涩。作为小儿子的我,在他们二老进入风烛残年的时候却远游在外。从兰州到北京打拼已近六年,家中的一切全靠哥哥姐姐、嫂子姐夫们操心。对于我的父母而言,小儿子军军成了一个只能在电视上才能经常看到的人。
    这一年的9月,我受邀担任兰州大学90周年校庆主持人,一切准备停当,趁时间还早,就打车回家看看父母。得知我是“溜号”出来,父亲“勒令”二哥“押送”我重返晚会现场,还要监督我的表现,回来向他汇报。
    晚会结束后,我们夜里11点多才到家。平时这个钟点,父母肯定都睡了,我们怕吵醒他们,蹑手蹑脚地进了门。一开灯,父亲居然在客厅端坐着。“您怎么还没睡啊?”我不解地问道。他并不理我,只是一脸严肃地问二哥:“这小子今天表现咋样?”二哥就把我的表现、观众的反应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
    父亲听完以后,满意地点点头,这才看着我,语重心长地嘱咐道:“这就好,以后可千万不能这样了。”说完之后,有些蹒跚地走进了卧室。
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我的心里说不清是幸福还是酸楚。我已经36岁了,同龄人的孩子都上学了,而在父母眼中,我依然是那个还没长大、需要他们特别照看的幺子。我是多么享受这种宠爱,又是多么害怕失去。
    和哥哥们一直聊到了凌晨4点多。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看了一眼还在熟睡中的父母,心里默念着:原谅儿子又一次不辞而别!
    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3点钟,我忽然接到电话——父亲病危!我这才知道,父亲此前因为脑溢血和脑血栓住了七八次院,这回恐怕是真的熬不住了。我脑子里“嗡”地一下:“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爸早就嘱咐过,不让我们告诉你,说你干的是要命的事,出不得错”一瞬间,我泪如雨下。下了飞机,一位朋友来接我,他已经等候多时了。山区的高速公路限速每 小时90公里,他开到了150公里。
    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在和死亡赛跑。赢了,我就能看到父亲最后一面;输了,上次出门前的一瞥便是永别。
    我不顾一切地推开房门,扑到父亲的病床前,在他的耳边一遍遍地哭喊着:“爸,我回来了!您最不懂事的小儿子来看您了!您看看我吧!您听到了吗?”
    医生进来通知:“对不起,准备后事吧。”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突然让我感觉天旋地转。一整晚,谁都不敢合眼,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在鬼门关打转的父亲。他已经闯过了那么多关口,说不定这次也幸免了呢,说不定老天会再一次眷顾这个善良敦厚的老人呢!
    第二天凌晨4点钟,父亲走了,走得安详,没有一句遗言。一家人的恸哭打破了万籁俱寂的夜。我双膝跪倒在地,哭得泪眼模糊,大脑缺氧,几近昏厥。而母亲却异常平静,她不让我们哭,不让我们跪,她说:“你父亲说过,男儿膝下有黄金……”

父亲是我第一个偶像
    父亲于1922年出生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朱仓村,在他尚未记事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就去世了。当时的河南洛阳孤儿院是一个外国传教士办的孤儿院,在这里,心灵手巧的父亲学会了雕刻、木工、吹奏单簧管等等。单簧管是洋人的玩意儿,当时没有几个中国人见过,更别提吹奏了。谁料,这“洋玩意”竟成了父亲捧定一生的饭碗。
    1949年兰州解放,政府成立了兰州军区政治部战斗歌舞团。父亲作为“兰战”的创团元老之一,正式成为了团里的单簧管演奏员。
    一颗从中原河南生发的种子,随世事变迁,飘荡了大半个中国,就这样在大西北的甘肃兰州扎下了深根。
    父亲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偶像。现在回忆起父亲,我的眼前总是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在我家的一个角落里摆放着一张破旧的木头桌子,桌子上是各式各样的手表、闹钟、座钟和各种损坏了的乐器。父亲佝偻着身子坐在桌子旁边,右眼上架着一个放大镜,在昏黄的台灯下,认真地修理着什么东西。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父亲最大的乐趣就是充当大家的义务修理工。父亲能解决各种“疑难杂症”。手表里最精密的一个部件叫做摆,摆里有一根轴,只要它的位置偏了一点,表针就会停下来。父亲经常拿一根钢丝在火上烧过以后,再蘸一下油和水,接着用小锉刀慢慢锉成轴的形状,然后严丝合缝地安到表里,停了的表又可以分秒不差地接着走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起码有一半的时间父亲都是这样度过的。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上的酬谢,但父亲依然乐此不疲。
    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天,我接到了《东西南北中》节目组编导的电话,通知我去河南兰考录制一期节目。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看我为难,母亲只是红着眼睛,起身去箱子里拿了一个细长的东西过来,虽然用白色的枕巾裹得严严实实,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父亲的单簧管。母亲小心翼翼地拿着这支单簧管,托在手里看了又看,最后郑重地交给了我:“你们兄弟姐妹里就只有你会吹,拿去吧。”这支单簧管陪伴了父亲一辈子,比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都长。大哥工作之前,一家十几口全是靠父亲和这位“老伙计”养活,它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走吧,如果你爸在世,也一定不希望你因为家事耽误工作。”翌日,我便飞抵兰考,路上那种痛楚,此生难忘。
    2001年的农历新年,是父亲、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听着于文华如泣如诉地唱着:“想起老妈妈,如今她在老家,晚睡早起忙里忙外,一辈子淡饭粗茶,每逢过节常思念她”我多想我的老妈妈还在兰州的家里,还守在新添置的大电视前看着我主持,还等着我大年初一赶回去问一声:“妈,过年好!”
    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父亲和母亲共聚天堂,过一个团圆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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