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九龙坡区妇联在徐珂主席（中）的带领下，一直以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为己任

        一个女人能从13年的婚姻中得到什么？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状态的幸福，是寻常生活带来的平凡乐趣，还是无休止的痛苦与折磨？

        如果这是一道必须回答的选择题，周晓玫的答案无疑会伴随着辛酸。对她而言，过去的13年里充满了不堪回首的伤痛。如果没有重庆市九龙坡区妇联的帮助，她真不知道自己还要与这段不幸的婚姻纠缠多久。

遭遇家暴，幸福美梦成泡影

        1998年1月，重庆姑娘周晓玫经人介绍认识了高大帅气的郑亚斌，并在同年5月举行了婚礼。不过他们并非一见钟情，而仅仅是简单了解了彼此的性格、习惯和喜好，觉得还算合得来，就把婚事办了。所以与许多闪婚的夫妻一样，他们是结婚后才真正开始了解和认识对方的。

        刚结婚的一年多里，周晓玫和郑亚斌相处融洽。郑亚斌对家里的大事小情都很上心，对周晓玫也颇为体贴。然而随着了解加深，两人在彼此面前表现得越来越真实随意，周晓玫渐渐发觉郑亚斌的脾气不太好，容易发怒。

        起初夫妻闹矛盾时，郑亚斌还有所收敛，只是生气、吵架，可慢慢地就开始动手，后来更是发展到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对周晓玫拳脚相加。大男人有点脾气似乎算不上什么致命的缺点，感到委屈时周晓玫总是这样安慰自己。而每次动手之后，郑亚斌也会后悔懊恼，想办法请求妻子的原谅。

        经过几年的共同生活，周晓玫对丈夫也有感情，所以为了维护这段婚姻，她一直隐忍不发。2002年8月，周晓玫生了一个儿子。她满心希望孩子能激发郑亚斌心中的父爱，改变他暴躁易怒的性格，可事实上情况却并没有好转。

        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家庭暴力，2005年周晓玫和郑亚斌走到了离婚的地步。可儿子还小，做父母的怎么忍心让他没有家呢？所以不到一年，两人就又复婚了。当时郑亚斌向周晓玫承诺，以后一定好好对待他们母子，不再动手伤害她，周晓玫也相信了。可她哪里会想到，更大的不幸正在向她逼近。

         2007年，郑亚斌原来在珠海生活的父母回到了重庆，理所当然地住进了儿子的家。与公公婆婆共同生活，丈夫即便是想动手，估计也会有所顾忌，周晓玫最初是这么以为的。但事与愿违，公公婆婆的到来不仅没有缓和她与丈夫之间的矛盾，反而让情况越来越糟。

        因为儿子和儿媳曾经离过一次婚，所以公公婆婆对周晓玫一直心怀芥蒂，总觉得儿媳一旦产生了这种念头，就会再有第二次。不过，最让老两口挂心的并不是周晓玫能不能安心地和郑亚斌过日子，而是万一两人再离婚，家里的财产要怎么分，孙子由谁来抚养。

经济控制，公公插手更艰难

        为了保住财产，郑亚斌的父亲想到了一个有些极端的方法。他先是以老两口管家为由，要求儿子和儿媳把工资的一大半交给他，后来又把家里每个月的开支制作成“家庭费用支出表”，让周晓玫签字，确认这些开支与她无关，不是她出的钱。

        周晓玫很反感公公的这种做法，但刚开始她觉得公公只是不放心，时间长了对她的态度就会改观，而且反正都是一家人，签个字也无所谓。不过后来，公公的家庭费用支出表越列越详细，无论开支大小，甚至连买油盐酱醋都要写清楚，然后要求她签字。

        周晓玫感觉自己的忍耐逐渐逼近了极限。公公的做法显然是把她当成了外人，而且支出表中的一些内容她也不认可。凭什么工资要上交，家庭支出却与她无关？

        对于公公的要求，周晓玫多次提出反对，但结果却总是公公向郑亚斌告状，然后她遭受丈夫的一顿拳脚。为了孩子，周晓玫一直忍让。当时她根本不知道能用什么方法保护自己，考虑到面子问题，也不愿意把家丑张扬出来。久而久之，周晓玫便不再说什么，但每个月面对公公递过来的支出表，她都感觉自己胸口憋闷。这样的日子，她过得太压抑、太痛苦。

        2009年，郑亚斌和周晓玫决定在九龙坡区买房。因为工资大半都交给了公公，他们手里没什么钱，所以公公拿出16万元付了首付。不过，公公随后就让夫妻俩写借条。

        写不写借条，钱都是郑家的，郑亚斌自然和父亲一条心，可周晓玫不愿意。她觉得公公的要求很无理，所以她极力反对，最终还是在丈夫的暴力之下在借条上签了名。不料买了房子、搬了新家，房产证上却没有周晓玫的名字。

        矛盾再度激化，周晓玫不想再忍耐。可对于她的反抗，郑亚斌每次都用拳头回应。忍无可忍的周晓玫报过警，但因为是家务事，警察也只是调解。况且警察一出现，郑家人就都是好态度，反倒显得周晓玫小题大做。

        然而，情绪压抑到一定程度总是要发泄的。2010年底，当公公又一次把“家庭费用支出表”递给周晓玫时，隐忍到极点的周晓玫终于爆发了。不过公公并没有因此而忌惮，郑亚斌则干脆把她赶出了家门。

妇联相助，不幸婚姻终了结

        无家可归的周晓玫住进了姐姐家。此时的她情绪非常低落，加上心里郁结的委屈与压抑，整个人无精打采。直到姐姐把儿子接过来与她同住，周晓玫沮丧的情绪才稍稍缓和。

        2011年，周晓玫正式向九龙坡区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要求与郑亚斌离婚。13年的婚姻已经让她伤痕累累，就算没有办法给年幼的儿子完整的家庭，她也不想再忍耐，否则她担心自己会在痛苦中崩溃。

        不过就算周晓玫痛定思痛、下定了决心，打官司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她要面对的是丈夫和公公婆婆三个人。相形之下势单力薄不说，更何况公公早就防着她离婚。而且得知周晓玫起诉离婚，郑亚斌气不打一处来，还威胁周晓玫要给她点颜色。

        面对这种情况，有朋友建议周晓玫寻求妇联的帮助。而孤立无援的她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通了九龙坡区妇联的电话。也正是这个电话改变了她的命运，最终将她从痛苦中解救。

        得知周晓玫的遭遇，妇联的工作人员都很同情，也替她担忧。考虑到她的安全，妇联将她安置在了专门为受家暴妇女准备的庇护所——设立在九龙坡区救助站的妇女小憩室。

        当时周晓玫的离婚案已经开过一次庭了，而审理的过程让她很失望。丈夫把公公强迫她签名的那些支出表和借条都拿上了法庭，企图达到让她分不到财产的目的，还与她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住在妇女小憩室的那段时间，周晓玫整日愁眉苦脸。她甚至觉得官司打成什么样，判决是怎样的结果都已经无所谓了。家里的大部分钱都给了公公，她却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而且即便法院能把房子判给她，丈夫住在里面，她有什么力量能让他搬出去？

        一想到这些问题，周晓玫就不由得为自己和孩子担心。最沮丧的时候，她甚至想到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看到周晓玫这样的状态，妇联决定双管齐下。主管维权工作的游敏副主席亲自负责周晓玫的案子，一方面组织工作人员对她进行心理疏导，另一方面与她签了信访代理协议。作为周晓玫的代理人，妇联亲自出面替她维权。

        为了帮周晓玫重拾生活的信心，妇联工作人员花很长时间陪她谈心，苦口婆心地劝说开解。周晓玫最疼儿子，孩子也知道妈妈的不容易，与她非常亲近，所以工作人员以此为突破口开导周晓玫。郑亚斌虽然与她争抚养权，可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孩子的抚养恐怕要仰赖他父母，而周晓玫既有工作又有抚养能力，显然更有利于抚养孩子。但是，如果周晓玫不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在法官面前表现出过多的消极情绪，甚至自杀的念头，又怎么可能得到抚养权呢？

        听到妇联工作人员入情入理的分析，周晓玫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应该用怎样的状态去面对这场官司。而在她调整状态的同时，妇联还找了从事法律援助的律师来帮助她。有妇联做后盾，又有律师的专业支持，周晓玫的底气变足了，对郑亚斌和婆家的惧怕也少了。

        最终法院判决周晓玫和郑亚斌离婚，孩子由周晓玫抚养，并把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套房子判给了周晓玫。不过郑亚斌不肯搬家，还扬言要打周晓玫。为了让周晓玫得到财产，保障她和孩子日后的生活，妇联工作人员多次到法院反映情况，从中协调，为周晓玫申请强制执行。律师还提出要为周晓玫申请人身保护令，防止恼羞成怒的郑亚斌在执行过程中再次伤害她。

        在妇联的帮助下，周晓玫很快就拿到了执行裁定。法院强制郑亚斌限期搬家，并且协助周晓玫把房子过户到她名下。而在法院和妇联的双重压力之下，原本还想胡搅蛮缠的郑家人此时也不再气势凌人，只能按照判决把房子交给周晓玫。 

        周晓玫最终摆脱了不幸的婚姻，而在这个过程中，妇联的信访代理制度和反家暴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九龙坡区妇联一直把妇女信访代理作为维权工作的重点，建立了专门的维权中心、妇女维权站和妇女维权岗，分级负责上下联动，共代理信访案件246件，结案率更是达到了100%。而与求助妇女签信访代理协议，也让妇联的身份从帮助者变成了真正的代理人，在与其他机构和部门协调沟通时，角色更明确，发挥的作用也更加积极主动。

        而且，周晓玫的案件并非特例。妇联信访代理的案件大多是妇女的家务事，其中家庭暴力占很大的比重。为了更好地帮助遭受家暴的妇女，妇联还联合社区民警共同处理家暴案件，指导受害妇女收集证据，还设立了专门的庇护所，希望能通过妇联的努力，让更多受到伤害的姐妹感受到娘家的温暖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