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走进希腊圣地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人，抬头在门楣上看到的第一句话，不是信徒的祈祷，而是“认识你自己”。对于很多人来说，2011年无疑在一步步地扣问内心。
    从食品安全到动车事故，从对慈善的不信任到对他人的不信任，从天津许云鹤扶老人被判赔偿，再到“小悦悦事件”，我们该如何面对他人的不幸和悲伤呢？有人批评制度漏洞，有人指责法律缺失。在期望外力拯救的同时，我们或许也应该扪心自问：人情冷暖法律缺失，我们应该站在哪里？
    本期的法律帮助茶座，有普通人袒露真实的想法，有媒体人进行自我反思，有心理咨询师揭示奥秘，也有律师提出专业建议。其实，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学者，在心底里有着共通的情感，都希望从人性最善良、最温暖的那一面作出选择。

不是我冷漠，只是好人不好做
李晓丽 女 外企职员

2011年11月的一个早晨，我送9岁的女儿去上学。走出小区的门外，我看到不远处有位老人正尝试着和路人说话，但每一位路人都匆匆从老人的身边走过。当我牵着女儿的手走近老人的时候，他一样走向了我。并对我说：“你好，能借我用一下你的手机吗？”我没有理会他，反而牵着女儿加快了脚步。
    我从老人身边闪过，同时也听到老人一声叹息。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女儿的手突然从我手里抽了出去，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女儿已经跑向了老人，并执意要帮这位老人。
    老人说，他昨天刚刚来到北京，儿子的家和我家住在同一个小区里。今天一早，他的儿子、儿媳去上班了，老人想在楼下逛一逛却忘了带钥匙。因为老人找不到公用电话，所以他想借别人的手机给儿子打个电话。
    我并不知道老人说的是真是假，但女儿一直抬头看着我，我只好对老人说，我帮他打这个电话。幸好，这位老人不是骗子。在电话中，老人的儿子一个劲儿地感谢我，并说立刻赶回来给老人送钥匙。
    其实，老人看得出来，我是不情愿地帮他打了这个电话，但他依然笑着说感谢。老人还拍了拍我女儿的头，夸她是个“好孩子”。女儿听了，满脸都是笑容。
    晚上回到家里，女儿很高兴地告诉爸爸，说今天有一位老爷爷夸她是“好孩子”。一听到女儿这样炫耀，我就开始生气了。“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就喜欢管闲事呢？”见我生气了，女儿委屈地留下眼泪，并哭着对我说，为什么她助人为乐，却被我说成是傻孩子？
    “助人为乐”这是我多久没想过的词语了。在我小的时候，电视里宣传的都是好人好事。但在今天，我在电视中看到更多的是人们因为帮助别人，而给自己惹来了麻烦！我承认，在那位老人感谢我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一丝快乐，但这快乐远远比不上我害怕受骗、被讹诈的担心。
    我告诉女儿，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更不要随意搀扶摔倒在路边的老人。然而，丈夫及时打断了我的话。丈夫说，不应该教女儿如此冷漠。
    不是我冷漠，只是好人不好做。我还记得，在前几天的新闻里，广州的一个女孩遇到一位大学教授，教授说他的钱包被偷了，想让家人给他汇点钱来，希望能借用女孩的银行卡。女孩见教授遇到困境便好心帮忙，没想到被骗光了银行卡里的存款。还有些人，好心搀扶摔倒在路边的老人，却被老人或者老人的家人讹诈。而就算被帮助的人不是骗子，也没有讹诈，但助人者的周围还有可能出现一些流言。例如，有人会说你想出风头，有人会说你想领奖金。
    在我看来，没人愿意冷漠。可因为热心助人给自己惹了麻烦，助人者的困境又该怎样解决呢？

不扶老人，我过不了良心这一关
杨芳 女 公务员

作为一名70后，在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和记忆里，生活是这样的：老人过马路时，会有年轻人上前搀扶，老人回报一个慈祥的微笑和连声的谢谢；老人摔倒时，会有人立刻上前将他扶起，并关切地询问需不需要去医院？如果将老人送到医院，过不了几天，锦旗和感谢信就会送到单位来。做了这样的好事你会被人尊重，会被评为先进个人，而这种没有一分钱的荣誉会使你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光荣。30年后，再看我们的现实生活，人们竟然在为老人摔倒到底要不要扶而争论不休，这样的讨论让我怅然，人们到底怎么了？而接下来的一则新闻更是让我彻底无语了。
    今年的9月2日上午，在湖北武汉，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市场面朝下摔倒在地，他想站起来，但力气不够。李大爷就这样躺在地上足足有一个小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没人愿意上前扶一把。直到老人的家人获悉后，才将其送往医院救治，但仍然没能挽回老人的生命。冷漠，让一条生命逝去。
    我不知道当时现场的人在想什么，也许他们想到了南京的彭宇，想到了天津的许云鹤，想到他们因为扶老人而被老人及家属讹诈，可我们的良心怎能因为这一两个特例而泯灭？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会因为看到从楼上掉下花盆砸伤路人的新闻而不再出门吗？既然不会，为什么要盲目地认为摔倒在你面前的老人就是那个讹人的老人？我们家中都有老人，今天年轻的我们，明天也会是老人，也可能会在不知什么地方摔倒。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成为老人的你摔倒在地，无力爬起，一个年轻人将你扶起，你是会讹诈他还是会感激他？如果你是前者，那么我不会和你交流，因为我担心你听不懂。如果你是后者，那么，请不要再说不是我不想做好事，而是这个社会逼着我不敢做好事之类的话，因为这是在为自己的冷漠寻找借口。就像我们不会因为偶然坠落的花盆而不再出门一样，个别老人的不义之举也不能成为我们不做善事的借口。
    我坚信道德有强大的自净功能。天津的许云鹤一案二审休庭后，当事人王老太走出法院时，受到了群众的围堵谴责，一名妇女向她高喊：“你会受到良心谴责的！”王老太及其家人要打车回家时，出租车司机知道这件事后，因为担心被“碰瓷”而选择了拒载，并且声言“不怕拒载被罚”。最后，王老太及其家人在一片谴责声中黯然离开。法院的二审结果未定，道德审判已早有定论。
    我相信，助人为乐，是源自我们内在的良心驱动，这种道德不应该因为一两个小概率事件而改变，我们也不要为自己坚守这种道德设置什么条件，因为做好事不需要理由，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做，自己心安、自己快乐就可以了。
    老人摔倒，我会扶，不扶我的良心会不安，你呢？

善良，因相信才能看见
艾薇 女 公司职员

扶摔倒老人被诬陷和小悦悦事件发生后，许多人希望法律能惩罚见死不救，保护见义勇为。我在美国留学时听说过一部《好撒玛利亚人法》，又叫《无偿施救者保护法》，顾名思义，就是用来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的。
    “好撒玛利亚人”源于圣经，说的是一个人被强盗殴打倒在地上，祭司冷漠地绕开了，利未人也没有理会。只有一个撒马利亚人，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为他包扎伤口，还带他到客店照顾。当时祭司和利未人身份高贵、有文化有见识，撒玛利亚人则因血统不纯正而被轻视。但只有撒玛利亚人伸出了援手，原因是他“动了慈心”。
    这个故事和陈贤妹救小悦悦有些相像，但我不是想说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心中没有善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只是一个人看到的不善和亏损越多，对利益和得失的思量就越多。
    扶摔倒老人的好心人被诬陷时，许多人说不再相信好心好报。小悦悦事件后，更有人呼喊“不能再相信人性善良”。可当我们谈论人性和善良，是该跟从眼睛，还是听从内心？前几日我看杂志，因一句话顿悟：善良，不是因为看见才相信，而是因为相信才能看见。
    我当时想到了陈贤妹。她也许没什么机会了解好心助人反被诬陷的事件。发现小悦悦时，只是顺从内心伸出了援手。而正因为她心中原始质朴的善良，才让我们看见了善良的存在。
    我们目前的确没有法律保护施救者，有些人也确实伤了我们的心，但这不能成为不相信善良的理由。因为不相信就看不见，看不见就更不相信。
    今年7月的一个晚上，我在一家便利店门口被一个陌生女人拦住了。她带着两个女孩儿，说她们母女从外地来，钱包丢了，接她们的家人第二天才能到，希望我给她们买些吃的。
    路遇乞丐，我通常都选择无视。并非没有同情心，而是分不清真假。但她们穿戴整齐，看着不像乞丐。我心里斗争了一下，最后觉得不应该拒绝这一餐饭的要求。
    我带她们进便利店买了盒饭和粥。女人一直道谢，她的大女儿却始终扭着头，故意不看我。有那么一瞬间，我瞥见了她眼神里的尴尬。也许她们已经在便利店门口被拒绝了很多次。
    女人让我留下电话号码，说等家人来了要还钱给我。我婉言谢绝，道别离开。小女孩儿说了句“谢谢阿姨”，大女孩儿却只是表情复杂地笑了笑，可我分明在那双眼睛里看到了惭愧和如释重负。那一刻，我有点庆幸自己帮了她们。
    那次经历让我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不能因为某些人不善良，让我厌弃，就把自己心里的善良和其他人真正的需要也一并厌弃了。毕竟只有每个人都相信善良，付出善意，我们才能看到善良一点点填满这个世界。

是什么抑制了我们的善意？
董如峰 心理咨询师 英国剑桥经理人协会认证培训师

对于这个话题，首先我想说的是，人的天性中是有一种“互助情结”的。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生存环境，那时的人们必须互助才能存活。于是互助成了与生俱来的情结。
    我们常说，“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的本意是：人之初，本性是圆满的，没有善恶之分。但是人性向善，是没错的。不过，向善与为善是两回事，存在互助心理和做出互助行为，又是两回事。一个人能否为善，是受一些因素制约的。
    心理学中有一种现象叫“社会性逃逸”：看到一个跌倒的老人，很多人都想过去帮他一把，但是真正伸出援手的人却很少。因为人们心里会想：“即使我不去，也会有人出手相助。”这就造成了众人的袖手旁观。人一旦袖手旁观，是会有愧疚感的。但是围观的人越多，平摊到每个人身上的愧疚感也就越低。
    另外，人们都有期望回报和避免惩罚的心理。不管是否愿意承认，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在时刻权衡着利弊，趋利避害。助人的动机也是趋利的：比如助人会让我们心安。然而我们现在的环境，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不信任关系，太多“救人反被冤枉”的事，让人们对做好事有顾虑，做好事反而“心不安”。如果一个行为不但没有回报，反而会惹来麻烦甚至惩罚，人们必然会出于现实的考虑而减少这种行为。
    还有一个因素会影响人们内心的利弊权衡，那就是社会风气。如果一个社会高度标榜助人为乐和利他主义，助人行为就会比较多。如果标榜现实主义、物质主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助人行为的比例就会降低。
    所以，路人的冷漠和围观，虽然有责但是无罪，不应一味地指责路人冷血。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有善意的，只是有时善意受到抑制而没有转化为“善行”。
    我们应该设身处地体验别人的痛苦和心理，想想如果自己处在同样的情境中，会是怎样的感受。人类最有价值的不是科技，更不是物质财富，而是互助互爱的品质。

把手按在胸口，带着良心做新闻
张岩 男 网站编辑

这几年，每当出现重大新闻时，一些媒体能够保持冷静，更多的媒体就会如久旱逢甘霖一样，陷入集体“狂欢”。
    作为网站编辑，我身不由己地参与着一次次的“狂欢”。在追求点击率和浏览量的时候，我也常常在思考。这场“狂欢”的原因是什么？最终又会给媒体和人们带来什么结果？
    当重大新闻出现时，各路媒体蜂涌而至。如果没有最先发现新闻，那就报道类似的新闻；如果做不了报道最深入的媒体，就做言辞最犀利的媒体……于是，在发生“天津版彭宇案”后，媒体中就出现了很多助人为乐反而不得好报的新闻；一家媒体批评“小悦悦事件”中的路人冷漠，另一家媒体就批判全社会道德沦丧。
    其实，这样的事能成为新闻，从本质上说明它们不符合人们的普遍选择。大多数人会感谢在跌倒时搀扶自己的人，也会在发现被撞伤的小孩后施以援手。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应当的行为，不会变成新闻得到关注传播，却真正代表了全社会的道德品质。
    我希望人们面对这样的“狂欢”时，能够保持冷静。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会怎么做，身边的人会怎么做，就不难发现新闻里的只是个别现象。
    如果人们被媒体牵着鼻子走，不假思索地跟随媒体的脚步，就会推动媒体越走越远，背离新闻的价值取向。“狂欢”愈演愈烈，最终变成一场暴行。
    在近期关于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打工者妻子的报道中，我看到有的媒体把摄像头对准被强奸的妻子，有的记者把话筒逼到她的嘴边追问细节。媒体是客观的，但媒体人不能抛却良心，残忍地撕开伤口，只会给当事人造成更深的伤害。
    也许有人认为，当事人受到的伤害和自己无关，自己不过是“狂欢”的旁观者。然而，明天的你也许就是“狂欢”的中心。
我希望人们面对这样的“新闻”时，能够保持冷静。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是当事人会怎么想，希望媒体和旁观者怎么做，就不难选择值得关注和追随的媒体。
    我还希望，当下一次媒体“狂欢”来临之时，每一个媒体人能把手按在胸口上，带着良心去做新闻，做真正有价值的新闻。
 

每人向前一小步，停止冷漠，不做路人
迟夙生 全国人大代表 知名律师

小悦悦事件之后，我和百余位法律界人士以搜狐微博为平台，共同倡议发起了“停止冷漠”公益法律援助项目，呼吁大家在路上看到老人摔倒主动去扶，看到有孩子受伤伸出援手，在陌生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做“冷漠的路人”。而如果有人因帮扶陌生人而遭遇纠纷，我们的律师团会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面对陌生人的需要，不少人作了“冷漠的路人”。产生冷漠的原因很复杂，也不得不说某些好心人反被诬陷的案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有人呼吁通过法律手段对诬陷救助者的人进行惩罚，小悦悦事件后更是出现了要求惩治见死不救者的声音。
    坦白讲，制定法律惩治见死不救现在并不可行。人们在指责见死不救的同时，必须意识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还没有达到所有人都能“见死即救”的高度。如果真有这样一条法律，扪心自问，有多少人会被惩罚？
    而对于诬陷救助者，立法惩治却是可行的。以怨报德比见死不救更令人伤心，而且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伸出援手反被诬陷的事例越多，人们越担心利益受损，自然会越变越冷漠。所以可以通过法律让他们承担责任，而且应该严格执行，以儆效尤。
    其实作为律师，比伸出援手反被诬陷更严重的案子我也办理过。一个见义勇为的小伙子在路上发现了小偷。小伙子制服了小偷，并把他扭送到派出所，不料小偷后来却因伤死亡。我穷尽辩护律师所能，做了各种努力，最后还是无奈地看着见义勇为的小伙子因伤害致人死亡而被判刑。所以相比于惩治见死不救，惩罚以怨报德，我觉得我们更需要用法律的方式来保护见义勇为者。
    现在一些地方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行动和尝试，我们也期待着现行的法律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在物质和精神上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但法律通常是滞后于问题而出现的，所以目前，我们的法律的确存在缺失和空白。
    然而生活和社会都不会停下脚步，等法律健全后再向前走。这也正是我们发起“停止冷漠”公益法律援助项目的一个原因。在法律完善之前，我们愿意通过这种方式，用我们微薄的力量唤起大家的勇气，鼓励人们用行动代替冷漠。因为只有每个人都伸出援手，人人都向前迈一小步，我们才能真正地“停止冷漠，不做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