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蕙菁：帮助女工走出人生低谷

来自工会 2013-09-25 13:48:00 170

邵蕙菁律师一直致力于维护职工权益

从1994年进入杭州市总工会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到担任杭州劳动法律服务所主任，再到创办浙江劳动律师事务所，近二十年来，邵蕙菁的工作一直与劳动纠纷、职工维权息息相关。

“虽然劳动官司不像婚姻家庭案件那样，牵扯许多情感问题，但依旧会对人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不单单是职场上的，它们也会延伸到人生、心理和感情。”谈到自己的办案感受，邵蕙菁这样说。

一场工伤引发的人生改变

2012年底，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举办的第四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评选活动启动。作为候选人，邵蕙菁应邀准备一个展示自己工作的视频短片，需要一位当事人的配合。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齐亚娟。

电话接通的瞬间，邵蕙菁叫了齐亚娟的名字，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对方就惊喜地说：“邵律师是你啊。”邵蕙菁没想到仅凭一声称呼齐亚娟就能知道是她，而在齐亚娟心里，邵蕙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就算再过十几年、几十年，自己也不可能忘记她的声音。

齐亚娟是杭州市萧山区一家工厂的叉车司机。这种工作并不太适合女人做，但考虑到收入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吃苦耐劳又好强的齐亚娟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从未抱怨过辛苦。不过由于一次意外的事故，齐亚娟的双腿被严重砸伤，人生也因此改变了。

齐亚娟没有与单位签正式的劳动合同，单位也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为她办理社会保险，所以事故发生后，单位否认齐亚娟是正式职工，不同意按照工伤处理。

这种状况让齐亚娟非常被动。躺在病床上的她只能一边忍耐，一边期盼快点痊愈，希望能在出院之后为自己讨回公道。不过治疗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她的一条腿患上了严重的骨髓炎，不仅留下了骨痛、行走困难的后遗症，还特别容易再次骨折。

由于花费了不少医药费，齐亚娟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面临着经济困难。她多次找单位报销，可单位不仅不理会，还停止向她支付工资。就在这个时候，齐亚娟怀孕了，这使她的维权之路变得更加艰难。

在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的情况下认定工伤并非易事。身处困境的齐亚娟经人介绍找到了邵蕙菁。邵蕙菁则想方设法收集证据，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通过曲折的诉讼，最终确认齐亚娟为工伤。

可是，虽然齐亚娟被鉴定为6级伤残，单位的态度却还和从前一样。孩子出生后，齐亚娟的经济压力更大了。她不再寄希望于跟单位好好协商，所以先是提起劳动仲裁，后来又多次把单位告到法院，分别要求支付医药费、工资报酬，并索要工伤赔偿。此时的齐亚娟分明已经看到希望，不料竟被自己的丈夫再一次推向了绝望。

齐亚娟腿有残疾，不仅没有任何收入，每月还得花将近2000元的医药费。因为视她为负累，丈夫提出离婚。齐亚娟本想尽力挽回，但有了婚外情的丈夫却根本不再回家。个性刚强的齐亚娟知道“强扭的瓜不甜”，无奈之下只好同意离婚。当时官司还在继续，可齐亚娟对今后的人生已经绝望。她经常一脸愁容地问邵蕙菁，将来的路要怎么走下去。

为了让齐亚娟积极面对生活，邵蕙菁不仅全权帮她处理劳动纠纷，还像大姐一样跟她聊天，疏导她的情绪，并且因为她的家庭变故，调整了打官司的思路，劝她将一次性支付赔偿款的请求变更为保持劳动关系。

邵蕙菁的理由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对于6级以下的工伤，单位可以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可一旦工伤达到6级以上，是否解除劳动关系，选择权在劳动者手中。齐亚娟腿部受伤，再就业一定会受到影响，而且因为后遗症，她需要后续的治疗和医疗保障。不仅如此，作为离异的单亲妈妈，一份稳定的工作对她来说相当重要，不仅是她抚养孩子的经济来源，也不至于让她的人生失去精神寄托。

齐亚娟同意了邵蕙菁的建议，法院最终也支持了她的主张，判决单位保持与她的劳动关系，支付她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和一次性伤残赔偿金等共计10万余元，并为她办理社会保险，调整她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这样的结果对齐亚娟而言是一个希望。在邵蕙菁的鼓励下，这个希望更是重新点燃了她信心的火焰。调整工作岗位后，齐亚娟不再从事体力劳动，闲暇时间多了起来，所以她盘了一个小店，做些小生意贴补家用。现在的她已经过上了富足的生活。邵蕙菁相信，闯过这场磨难，齐亚娟必定能够更加坚强勇敢地生活。

邵蕙菁律师向女工们讲解妇女权益

激烈维权并不是明智之举

邵蕙菁承办的职工维权案件有一些来自工会，还有一些是她自己发现、主动提供援助的。徐凤丽就是她主动帮助的女工之一。

作为杭州一家服饰公司的业务员，徐凤丽的工作任务是联系客户，取得服装加工订单。老板袁鹏的妻子苏芸是她的好姐妹，因为这层关系，徐凤丽在公司很受重视。然而2009年底，她和袁鹏之间却发生了一场“流血事件”。

由于当年没有拿到足额的提成奖金，徐凤丽多次向公司反映情况，但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凭借着自己与苏芸的交情，徐凤丽直接找到袁鹏，询问自己的提成奖金为何比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少了2万多元。袁鹏的答复是，她工作中出现错误，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徐凤丽并不认可袁鹏的说法，与他发生了争吵，还把丈夫叫来和他理论。有两个男人在场，出现分歧就难免会动手。厮打中，徐凤丽的丈夫被袁鹏推倒，因为脑震荡一时无法起身。徐凤丽情绪失控地扑向袁鹏，而他情急之下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刀，刺伤了徐凤丽。

为了留下证据，徐凤丽随身携带了录音机，争吵和打斗的过程全部被录了下来。老板刺伤女工原本就不是一件小事，加之徐凤丽公开了录音，所以很快便引起了媒体的报道和社会的关注。

看到报道的第二天，邵蕙菁就带着事务所的律师到医院看望徐凤丽，主动为她提供法律援助，并很快代理她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支付奖金、赔偿损失。

因为夫妻俩都受了伤，徐凤丽的情绪一直很激动。多亏有邵蕙菁安抚，她才能安静地坐上仲裁席。而此时苏芸不仅跟好姐妹翻了脸，还作为公司和袁鹏的代理人与徐凤丽对峙。

仲裁过程中，徐凤丽拿出证据索要奖金和赔偿，苏芸则代表公司要求她赔偿损失，并当庭提出反诉。

按照法律的规定，徐凤丽的工作是否存在失误，是否造成了公司的损失，都需要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仲裁委是否受理公司的反诉，也需要合议后做出裁定，因此暂时休庭。

就在这个时候，愤怒的徐凤丽又和苏芸发生了冲突，声称自己一定会在劳动纠纷解决后把袁鹏送进监狱。苏芸则表示势必要将徐凤丽告上法庭，让她赔偿公司的损失。

不过，根据伤情鉴定报告，徐凤丽只受了轻微伤，所以袁鹏在法律上并未构成犯罪。尽管她不接受这个结果，要求重新鉴定，但情况却不乐观。

在劳动纠纷方面，徐凤丽占据有利地位，拿到奖金和赔偿并不难。但如果她仅仅为了出一口气，非要打一场缺乏法律依据的刑事官司，难保公司和袁鹏不会寻找其他方式反击，令她陷入更大的麻烦。而且由于各方的关注，事情闹大对她将来的再就业也没有好处。

为了让徐凤丽付出最小的成本，得到最妥善的结果，邵蕙菁从大局出发，劝她不要被激愤的情绪误导，不要激化矛盾。每一次与徐凤丽见面，邵蕙菁都会从情、理、法的角度给她分析利弊，并在平复徐凤丽情绪的同时，与公司的律师沟通，希望能以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

在邵蕙菁的努力下，徐凤丽最终与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公司一次性支付她奖金和赔偿款13万元，她则写了书面的谅解信，希望检察院不再追究袁鹏的法律责任。

邵蕙菁平均每年要承办60多件职工维权案件，其中有不少人像徐凤丽一样，因为劳动纠纷与单位剑拔弩张、势不两立。每每这种时候，邵蕙菁总是劝他们，为了拿到钱或出一口气而采取极端的方法，其实并不是明智的维权之道，结怨更深对个人和单位都不利。也正因为如此，她通常都会想各种办法化解矛盾。劳动者在工作中尽职尽责，在发生矛盾时理性维权，单位尊重劳动者的权利，不推卸自己的责任。这是邵蕙菁理想中的劳动关系，她也愿意为此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