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7（上半月）封面人物 万秋雯

采访万秋雯是在上海。因初期怀孕不适，她请假在家休息，采访便约在她家附近某宾馆里。面前的85后女机长，身材高挑，脸上扣个大口罩，不知哪里飘来的微弱的异味都能让她蹙眉欲吐，似乎迎接一个小生命比挽救众生命更不易。

驾驶舱不是玩的

本来，万秋雯是学开轮船的。

妈妈家的很多人都在远洋公司工作——外公早年做轮机长，姨夫是大副……所以，万秋雯报考上海海事大学顺理成章。

谁知大三那年，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来学校招女飞行员，全体女生都报了名。按万秋雯的说法，能报考船舶驾驶与航运管理专业的女生，本来就有一颗热爱冒险的心。

层层选拔之后，她、宋寅和另外一个女生获得了去澳大利亚阿德莱德飞行学院学习的机会。

这是一个太陌生的行业，没有恐惧，只有好奇。第一堂飞行课是驾驶感体验，教练把着他们的手操纵飞机，向前，向后，向左，向右……飞机随之变化。“那种感觉，简直像在玩一个玩具，太神奇了！”

沉浸在兴奋中的她立刻遭遇当头棒喝——半个月后，她遇见一位外籍小伙子在哭——在报到的那天，他还来找她们聊过天！他说，我们可能要Say goodbye了。“这才知道，淘汰原来离自己这样近，这不是一个来玩的地方。”

担惊受怕的日子开始了，稍有不对，教练的威胁便在耳边响起：“明天就给你买一张回中国的机票！”仿佛一把举着的刀，随时让人人头落地。

口语是第一关。上课、陆空对话、与其他机组交流都要用英语，万秋雯在国内学的英语偏美式，而当地的英语是澳洲口音。教练要求所有学员私下交流也必须用英语，还定下了一个规则，“他买了个储蓄罐，一旦发现谁讲中文，就要往里面投钱。”三个月后，语言不再是问题。

她笑说，与她朝夕相处的宋寅，有一段时间连续几晚都做梦和她一起学飞。准备理论考试时，两人半个月没进城，天天关起门来看书做题，学过的书堆起来超过半人高。“晚上一闭眼满脑子全是题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瓶颈，万秋雯说自己的瓶颈是单飞。那时，宋寅已经获得单飞资格，她却屡屡出错。甚至有一次，因为涂了护手霜，飞的时候紧张出手汗，驾驶杆竟从手中滑掉，让教练大为恼火。

她和宋寅一直是共进退的战友。那段日子，是宋寅的陪伴与鼓励让她渡过了难关，一如宋寅在后期考试遇到挫折时，她的忠实陪伴。

万秋雯说，那个时期自信最重要。“面对很多自己无法掌控的因素，内心不够强大的话是会放弃的，因为心理防线一旦突破就会觉得自己不可以。”

她的自信在学习中一点点增强。教练带飞时，飞着飞着，会突然关掉发动机，以考察学员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训练机都是单发的，飞机失去动力，等于一个自由落体的铁块。驾驶员只有一次机会，必须快速判断，找到合适的迫降点，通过手动，找对风向，借风力驱动旋翼的转动，滑翔迫降下去。”

她从未失误。她也是一次通过八门课考试的三位学员中的一位。2010年4月，她和宋寅双双取得了香港民航局和澳大利亚民航局分别颁发的直升机商业驾照，创造了澳大利亚阿德莱德飞行学院历史上拿下“两照”的最短时间。

一分一秒生死攸关

万秋雯作为副驾驶完成的第一次搜救任务，是去海上救助一位腹部出血的渔民。风浪中的渔船可比平时的训练船小多了，而且无时无刻不在上下左右大幅度地摇摆。有经验的机长和绞车手寻找着渔船晃动的规律，抓住相对稳定的一两秒钟，把握悬停角度，迅速放下绳子，将人顺利救上来。

回到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万秋雯做了近五年的副驾驶，也在一点点体会“救助”的含义。

有一次，台风将至，他们去帮助一个石油平台的工作人员撤离。那天，能见度低，云层低，平台深埋在乌云中，肉眼根本看不到。直升机在上空盘旋又盘旋，谁也不知道任务能否完成，“因为飞行是有天气标准的，在低于标准的情况下绝对不可能蛮干。”幸而老天开眼，他们在上空看到，远处厚厚的云层破了一个“窟窿”，正缓慢地移过来。这就是时机——当平台在“窟窿”中现身的一瞬间，机组人员立即抛下绳索，完成了救援。

在采访中，万秋雯一直在强调“规则”，她说很多飞行事故并非机械原因，而是飞行员不守规则造成的。“当面对可能的未知遇险人数的救助任务时，飞行员一定要了解飞机自身的限制，气温、油量、载重，要预判到底能救多少人，不要觉得反正就剩一个人了，凑合拉上来吧，直接后果就是飞机功率不够，掉下来。”那么就见死不救吗？对这个问题，万秋雯的回答很干脆：“救人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抛下救生筏同时给他定位，然后马上通知另一个机组来救，或者在空中转几圈，耗掉一点油，减轻重量，在保证返航油量的情况下，再看能救几个人。一个专业的飞行员不能也不应该感情用事，不懂得遵守规则的飞行员一定会出事！”

然而，搜救现场就是一个生死场，总有一些时刻，内心会随着生死沉浮。那天她随机组去救一个受伤的渔民，渔民伤势很重，但被救到直升机上时还在大声呻吟，每个人都觉得他有力气撑到医院。就在飞机全速返航中，渔民渐渐没了声响，一检查，脉搏已经没了。整个机组人员都难过极了。讲起这件事，她至今依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我们去救他的时候他还是活着的，但救上来以后却死掉了。你明白吗？他已经坚持了好几个小时了，再忍一忍就好了！”

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她的飞机上死去，也是所有的机组人员最不希望看到的。“我就想，我要做了机长，一定记住，要尽我所能珍惜他们生命的一分一秒。”

被依靠的责任大过天

交通运输部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是我国第一支专业从事海上搜救的空中救助队伍。根据海上安全保障的要求，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主要承担东部海区内海岸线长度7202公里，约77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的遇难（险）船舶、航空器、固定设施等人员搜寻救助和人命救助、人员救助等工作职责。

从副驾驶到机长，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在最后评审阶段，万秋雯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机组出去执行任务，忽然有个救生员害怕不敢下去了，你作为机长该怎么办？万秋雯回答，我会先给他做个“模拟”，按绞车手的指挥，悬停在船的上方，看他能不能对我建立信心。如果还是不能，那么基于整个机组的安全，我会中断任务返航，另换机组出来或让另一架飞机出动。

一个机组有五名成员：机长、副驾驶、绞车手和两个救生员。成为机长后，万秋雯最大的感受就是责任重大，要对求助者负责，也要对整个机组负责。“原来我依靠机长，现在我是被依靠的，就好比原来我妈妈照顾我，以后我要照顾我的孩子。”

事实证明，她是值得信赖的。

有经验的遇险人员等待救援时，会把后甲板收拾干净，并尽量对准风的风向。但很多外地的渔船并不清楚这些程序。

成为机长后，万秋雯带着机组去救助一艘从山东来的渔船。风浪很大，船在波峰浪谷间蹦跳不停。“我们把高绳放下去，给渔民比画让他抓住，结果他以为我们要给他沙包，把绳上吊重的沙包解下来，而把高绳扔到了海里。”渔民的不理解，给救援增加了难度。

又一个高绳放下去，渔民还是不能明白救生员的手势，竟做了一个更危险的动作——把绳子系在了船上！

万秋雯说，她始终稳得住，有耐心。当时船在浪里不住地偏离航向，她驾驶的直升机也只好跟着偏，一点点地操纵方向，尽力和船保持着合适的角度。那次时间很长，但所有的机组人员不急不躁，圆满完成任务。

问起这份工作的迷人之处，万秋雯说，越过最痛苦的部分就是最迷人的部分——去做之前有很多未知，而人对未知的东西总有恐惧。那时候很痛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只能尽力去做。一旦成功了，把人救起来了，落地的一刻就是最迷人的时候。“就因为前面很难受，后来才很快乐，如果一切风平浪静，就没劲了。”

女机长的新课题

到现在为止，万秋雯安全飞行总时间1399小时29分，救助时间 368小时47分，执行救助任务110起，救助遇险人员89人。谁都知道这是危险性很大的工作，但万秋雯说她和她的家人都很少去想这个问题。一旦开始飞行，她的专注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把飞机安全地从出发地操控到目的地。而她的父母则认为，这就是女儿的工作啊——要知道，她妈妈当年也曾梦想当女兵。而就在前几天，妈妈在网上看到有个八十多岁的中国老太太高空跳伞成功，还跟女儿说，自己也想去跳呢。

其实他们早就知道，这是个“丢不了”的女儿。小时候她跟父母去外地，一眨眼就不见了，小姑娘玩东玩西，最后总是能自己找回来。

被吓坏的倒是很多异性。之前有人给她介绍男朋友，一听她的职业，对方立刻退缩。“他们觉得小姑娘干那么危险的事情，家人怎么受得了啊，人家要找一个安安稳稳的媳妇。”对此，万秋雯颇不以为然，“除非这个人能接受我的职业，否则根本不用进一步谈。”

终于，那个自信的男人出现了，他是一名工程师。“他认为这个职业好棒，是给我加分的。”

两人价值观相同，交往颇有默契，很快结婚，并将在今年底迎来他们的小宝宝。万秋雯再次飞上蓝天，要到休完产假以后了。

说到未来，她不无困扰。她男同事的妻子大都是居家型的，而她以后不可能要求老公在家里照顾孩子。“他有他的事业，也经常加班到很晚，我想象孩子长大上学开家长会，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她顿了一下，挥挥手：“到时候再说吧，人总要有取舍。”

从一个责任到另一个责任，这是女机长不得不面对的人生新课题。但她说自己的初衷从未改变，那就是在这个职业道路上走得更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