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北京世妇会后，卢小飞投身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理念的传播事业，搭建“年度性别平等新闻事件”推举讨论平台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少新闻人的性别观念。

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延续至今。于我个人，世妇会如同一所大学，包含各类专业，好像学无止境，改写了我人生的后半程。30年来，世界舞台风云变幻，年轻一代的性别意识更鲜明，性别平等的理念也正在被更广泛地传播。

1995年北京世妇会非政府论坛开幕前，卢小飞（右）与秘鲁某妇女组织代表合影

女性社会组织天地广阔

“这次论坛的意义今天也许还没有看透彻，当我们回到各自的家乡时，我们的行动将会告诉人们，我们在怀柔作出的努力和工作。”——这是当年“妇女论坛”总召集人素帕达拉女士在论坛谢幕时的一段深情表白，也代表了世界妇女的心声。

1995年，来自197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者，满怀对平等、发展、和平的热切渴望，就人类特别是妇女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极为广泛、深入的探讨。大会期间共举行了16次全体会议，13场一般性辩论，50余场特别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多达1.76万人，在怀柔还有3万余人参加非政府组织论坛。

多年后，当我们对照《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认真审视自己国家走过的道路时，当我们悉心体味身边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时，当我们再次解读妇女发展纲要在每一阶段兑现的承诺时，才会深刻感悟那次盛会的重要意义。它对于改变全球妇女的命运，是多么难得的一次历史机遇！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推进文明进程，也可谓铸就了历史丰碑！

这让我们坚信，妇女的进步绝不仅仅是妇女的事，这是社会文明的进程，需要以举国之力推动。

这次盛会让我们熟悉了一个外来词——NGO，即“非政府组织”的简称。这是1945年在美国旧金山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中的名词。1952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明确将其定义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

世界上最早的非政府组织是1888年成立的国际妇女同盟。后来，联合国接受一些成员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建议，确定1975年为“国际妇女年”，此后，非政府组织逐渐为人们所关注，并在许多重大国际会议上留下历史足迹。

世妇会期间举办非政府组织论坛是联合国类似会议的惯例，属于世妇会的辅助性会议，一般先于大会一周召开，并与大会有两三天交叉。因为是民间组织讨论妇女问题的主要场所，参与人数往往超过正式会议的与会者。1995年北京世妇会期间，10天内举办了5000多场非政府组织论坛，3万多人与会。当时，作为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各地传真》版主编，我是非政府论坛采访组的负责人；而作为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的理事，我还要参加该协会举办的《妇女与媒介》论坛，并在会上发言。

非政府组织论坛会场给人的冲击力可以用“震撼”两字来形容。记得我带队去签到时，一大片开阔场地上搭建了数不清的帐篷，一眼望不到尽头。不同肤色、不同着装的各国妇女在怀柔的大街小巷间，组成了花花绿绿的“地球村”。身着纱丽的印度妇女、长袍裹身的阿拉伯妇女、满头小辫的非洲妇女、着装考究的东南亚妇女、身材高大的欧洲妇女……她们聚焦的话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让我们透过这个窗口看到了世界各地的妇女运动。

30年来，在我国社会治理结构的不断变化中，社会组织蓬勃发展、遍地开花，承接了政府服务群众的众多项目，成为促进社会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

退休后，我积极参加社会组织活动，除了在中国人才研究会妇专委短期兼职外，还兼职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在10年的公益服务中，我逐步了解到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在利益越发多元的社会体制中，社会组织起到了在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信息沟通、平衡冲突的桥梁纽带作用，并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预防、减少社会矛盾发生，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社会组织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力量，专业性的社会组织提供专项公共服务。比如，我所在的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有一条妇女心理热线，坚持公益心理咨询服务33年，风雨无阻，为特殊群体减缓心理压力，为社会排忧解难，为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

社会组织还可通过捐赠、捐献、捐助等形式扶贫济困救灾，为社会弱势群体及其他困难群体提供帮助和服务，从而起到调节社会分配的作用，成为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据《中国社会报》报道，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270万个，其中行业协会10万余家，科技类社会组织2.4万家，慈善组织2.4万余家，其余大多是社区社会组织。根据妇女社会组织发展规律推算，各级各类妇女社会组织大约占总数的10%。 

社会组织也是女性创业发展的广阔天地。它所具有的开放性、自治性、志愿性、民间性、非营利性等特性使越来越多的女性人才在这里聚集和成长。因为根植于民间，作为自发、志愿、自下而上生长的草根力量，相当数量的女性在其中得到历练并成长，她们参与社会管理，保障女性权利，培育女性参与意识，成为承担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推动媒介与社会性别主流化

大概是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宽松自由，加之父母工作忙顾不上管我们，在幼儿园和小学，我和男孩打架、爬墙上树都是家常便饭。初中虽然上的是女子学校，但青春期前，我是没有性别敏感的。即便成年后，对于社会性别也依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直到1995年世妇会，非政府组织论坛主题“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才点醒了我的性别意识。在“妇女与新闻媒介”的帐篷论坛中，时任首都女记协副主席陈秀霞发布的《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现状与发展》的调查报告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当时的数据显示，我国进入高级决策层的女新闻工作者只占4.4%，进入中级决策层的占24%。

究其原因，一是在社会潜意识中，存在排斥女性的倾向；二是女性缺乏自我意识。调查中，有72%的女新闻工作者认为，只要工作适合志向，不必进入决策层。陈秀霞认为，应加强对女新闻工作者的培训。在论坛的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时任新华社记者的熊蕾用对主流媒体开展的调查，就中国新闻界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发出犀利批评。

妇女论坛是一次社会性别理念的唤醒。后来的实践也让我们进一步明晰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目标，即“将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纳入社会发展和决策的主流”。根据联合国有关文件的表述，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社会性别主流化：第一，社会性别主流化是一个评估过程。应对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上的任何一个计划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或项目对男女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第二，社会性别主流化是一个战略。应将妇女的关注和经历同男性一样作为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价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来考虑，使男女平等受益，使不平等不再延续；第三，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

在中国妇女报社工作的十几年中，无论是正面报道还是舆论监督，我们始终认为，新闻媒体作为具有公信力和主体意识的舆论工具，在揭示社会问题过程中拥有区别于政府、学者和普通民众的独特视角与力量。因此，我们一贯重视新闻对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参与，期待新闻媒体利用其敏感性与前瞻性，通过新闻预警引起社会重视，促使问题纳入公共政策议程，当然，前提是要在大量事实和理论根据基础之上提炼结论。

2011年退休后，我感觉应发挥余热，充分运用自己的优势，继续开展社会性别倡导。比如，能否构建一个性别倡导平台，在主流媒体中形成传媒友好联盟？建立“年度性别平等新闻事件”评选机制就是我们的探索。

2012年起，由我发起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妇女新闻文化基金与中国妇女报社、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联合开展“年度性别平等新闻事件”的评选活动。活动邀请的评委大多为新闻学界和业界的领军人物，在终期评审时通过新闻背景介绍、评委讨论及票决后的评委点评，实现了与新闻界决策人物面对面地讨论社会性别话题的目标。

这项活动已连续开展了11年。围绕年度性别平等新闻事件的讨论逐步深入，评委从初期的较少发言到后来的热烈发言，从讨论到争论，所有参加终期评审的评委无一不具有了社会性别分析的敏锐目光。而他们的点评经过媒体公开报道与广泛传播，也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媒介与社会性别主流化是北京世妇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12个关切领域之一。放眼未来，作为媒体传播者，我们关注的领域应更加开阔，甚至不遗余力顾及所有；而作为退而不休的社会工作者，我将在为妇女平等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历史运动中，继续甘当一个齿轮，贡献两只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