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福建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刘群英

      2011年以来，福建省妇联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以覆盖全省社区（村）的“妇女之家”为依托，把实施妇女议事制、妇女信访代理制、妇女帮扶互助制，作为维权工作新平台，实现了妇女工作创新发展。
    为了全面展现妇女维权“三制”的新思路，本刊专访了党的十八大代表、福建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刘群英。

    《中国妇女》：妇女维权“三制”作为妇联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希望达到怎样的结果？

刘群英：我们希望通过妇女议事制，做到议题来自基层妇女、办法产生于基层妇女、问题解决惠及基层妇女，使妇女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真正成为基层事务管理、民主自治的重要力量;通过实施妇女信访代理，实现倾听妇女诉求在一线,化解矛盾纠纷在基层。通过实施妇女帮扶互助制, 让妇女姐妹在生产上互相帮助、生活上相互扶持、情感上互相依靠、安全上相互关照。

    《中国妇女》：妇女维权“三制”在实施中取得了哪些实效？

刘群英：通过实施妇女议事制，激发了妇女民主参与的热情。目前“妇女之家”已经覆盖全省14414个村和2154个社区。各地依托妇女之家，成立妇女议事会。议事会成员不仅有社区（村）班子女性成员，还吸纳各行各业热心妇女事务的女性。议事会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及时反映、协调解决社区、村工作中的难题、居民诉求，耐心细致地疏导、化解、调处婚姻家庭、邻里矛盾纠纷。
    妇女议事制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如晋江市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和创新试点城市，市委明确提出“各级妇联组织要探索实施妇女议事制度，畅通妇女诉求表达渠道”；市财政还配套核拨20万元项目专项经费。该市青阳街道阳光社区成立妇女议事机构，成功参与解决旧城改造、幼儿园改建过渡选址、集资店面分配遗留等问题。
    我们通过实施妇女信访代理制，主动回应妇女需求，畅通妇女诉求表达渠道，化解矛盾纠纷，有效地发挥了“润滑剂”、“减压阀”的作用。比如，莆田市妇联在全省率先成立了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起以妇联调解为主导，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互补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调解衔接机制。龙岩市新罗区妇联组建了一支由165名代理员组成的婚姻家庭信访代理员队伍，建立由一个区级妇女婚姻家庭信访代理服务中心、20个乡镇（街道）妇女婚姻家庭信访代理服务站、329个妇女婚姻家庭信访代理点组成的信访代理网络，至今已成功代理案件263件。
    另外，各地妇联还通过实施妇女帮扶互助制，亲情关爱妇女儿童。比如，福州市鼓楼后县社区建立了“爱心银行”，居民可以捐20元，或者参加义务巡逻、照顾孤寡老人、调解纠纷，每参加一次活动奖励一颗“爱心”，并作为等值20元的“储蓄”。

    《中国妇女》：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妇女儿童事业和妇女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作为十八大代表，您是如何理解和认识的？

刘群英：我很荣幸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参加盛会，深感振奋，备受鼓舞。党的十八大报告多处提及妇女儿童事业和妇女工作，如“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反映群众呼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进新时期妇女儿童事业指明了方向，也是对广大妇女工作者的极大激励。
    我们要按照报告的要求，以服务大局为宗旨，以增强妇女群众的幸福感为目标，引领广大妇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彰显“半边天”的力量和风采。让我们一起共建共享更加和谐的幸福生活。.

2012年10月底，南国秋意正浓。《中国妇女/法律帮助》记者团前往福建，对妇联维权工作进行实地采访。记者们不仅感受到了和煦的天气，也被当地各级妇联、法院对妇女维权工作的执著与热情所感染。

    妇女议事制、信访代理制、帮扶互助制，当这些维权服务在女性生活中真实地发挥作用，在她们有需要时提供及时的帮助，妇女权益已不再是写在法条规则里的生涩词汇。
    女子巡回法庭、婚姻家庭审判庭、反家庭暴力合议庭、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合议庭，当法院把女性、婚姻和家庭视为关键词来做文章，赋予法律温情的含义，保护就跳脱出刻板的框架，变得丰富且有力。
    福州、莆田、南平、福鼎、永安，五个城市，多种风景，精彩纷呈。

互帮互助，这里的妇女有力量    文/本刊记者 白俊霞

在福建省三明市永安西南部，有一个人口不足900人的五一村，却有专属妇女的果园、工厂、活动中心。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视察这里时盛赞：“这里的妇女有力量！”
    十多年前，五一村还是个不起眼的小村子。朴实干练的许光园被选为妇代会主任后，去永安妇联参加了一次女干部培训。几天的培训下来，她对很多政策和法律知识都听得一知半解，唯独记住了一件事，不管妇代会要带领妇女做什么事，都得先有自己的创收基地和活动中心。
    回到村里之后，恰好有一片果园要承包经营，许光园就走家串户动员姐妹们投资入股，把果园承包了下来，作为妇代会的创收基地。在全村妇女的共同努力下，果园当年就实现了创收，利润的70%作为妇女活动的资金，剩余的30%给入股的姐妹们分红。许光园经常给姐妹们讲解和宣传妇代会是做什么的，越来越多姐妹理解后积极投身到妇代会的工作中，一起出主意、想办法。
    和很多村子一样，五一村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在家里的老人就向许光园抱怨，希望儿女能回到身边，特别是家里有孙子、孙女的老人，更希望媳妇能回来带孩子。得知老人的期盼，许光园就和姐妹们商量怎么办，有人提议说，可以和那些服装加工厂的老板商量一下，把工具和原料带回家做，不用外出也能赚钱。
    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就分头和服装加工厂的老板商量，希望能把工具和原料带回家。有几个老板觉得这样做不占用厂房，又是妇代会出面，就放心地和五一村达成了协议。老板把工具和原料交给妇代会，妇代会再分发给姐妹们。每过一段时间，老板来收做好的产品，按件计费。
    加工一件能收入3到5元，勤快点一个月就能挣1000多元，还不耽误家里的活。妇代会组织的服装加工受到了姐妹们的欢迎，很多在外打工的姑娘媳妇都回来了。妇代会通过建设性维权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留守老人、儿童的问题。
    随后，妇代会又陆续创办了竹制品加工厂、蔬菜加工合作社等。姐妹们在生产技术上有困难时，妇代会安排互助队的队员们手把手培训；在发展资金上有困难时，妇代会联系上级妇联协调相关部门予以支持；在农忙时，姐妹们无偿互助抢收抢种……
    2012年“三八”妇女节，五一村的妇女合唱队演唱了改编自《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咱们妇女有力量，盖起了活动中心，修起了农民新村，改造的村庄变呀么变了样；哎嘿，敲起了腰鼓咚隆隆地响，办起了企业响当当，建起了基地增收忙，凝聚了人心千万家……”

信访代理,维权路上好帮手    文/本刊记者  李 晶

携手同心为妇女姐妹服务是所有妇联干部的心愿

打官司请代理律师司空见惯，但信访也找代理人恐怕就不那么多见了。不过，这种在别人眼中不常见的现象，却几乎每天都在福建省莆田市妇联上演。
    2012年10月30日下午，记者在莆田市妇联的一间办公室里，看到了一摞摞整齐摆放、经过仔细分类的信访代理卷宗，还有群众送来的一面面锦旗。妇联主席林惠玉说，每一个卷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故事。妇女信访代理制度推行以来，许多人前来求助，也愿意将自己的困难和问题交给妇联。袁娜和她的父亲袁辉就是信访代理制的受益者。
    “如果没有妇联，我女儿不会有今天。”讲起他们父女和妇联的故事，袁辉一再重复这句话。
    袁娜今年30岁，感情经历非常坎坷。2007年，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嫁给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结婚没多久，那个男人就显露出了暴力倾向，而且很快演变成家庭暴力。由于当初是自己执意要嫁，袁娜即使挨打也不敢对父母讲。久而久之，她出现了抑郁和精神分裂的症状。直到在家人的帮助下离婚，病才得以治愈。
    2011年袁娜再婚。丈夫薛霖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但工作体面，家境也好，父亲还是当地一个机关的领导。袁娜希望这次能拥有幸福的家庭，可不幸却再次降临。
    几个月后，袁娜怀孕。但由于孕期反应严重，她的抑郁症复发了。医生建议袁娜接受治疗，因为精神疾病一旦加重，后果可能不堪设想。但是治病就要用药，精神类药物副作用颇大，胎儿很难健全发育。所有人都清楚这个孩子不能生，薛家也因此对袁娜生出了埋怨。
    袁辉夫妇将女儿接回家照顾，想等她情绪稳定后去做引产手术。可怀孕14周以上的孕妇必须有计生部门的批准才能引产，但此时薛霖已经决定离婚，对袁家人避而不见，连电话都不接，袁娜根本办不了手续。
    胎儿不断长大，引产的风险在增加，袁娜的精神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袁辉奔波于计生和卫生部门，但没有薛霖的配合，什么事也办不成。走投无路之时，他敲开了妇联信访代理中心的门。
    2012年2月，袁辉和妇联签了信访代理协议书，由妇联安排信访代理员，代理袁娜的信访案件。
    解决袁娜的问题，等于是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找不到薛霖，信访代理员把电话直接打到了他父亲所在的单位，以妇联的名义与他交涉。但薛爸爸却说自己不插手儿子的私事。
    为了表示妇联解决问题的决心，给薛家施加压力，信访代理员一再重申领导干部应该处理好家庭问题，如果他们父子一直采取回避态度，妇联就要把情况反映到组织部门，同时还给他分析了问题的严重性。袁娜处在孕期，薛霖不能与她离婚；一旦她病情恶化，薛霖作为丈夫，有扶养照顾的义务；而万一她生下有病的孩子，薛霖更是难逃抚养责任。
    这样做的效果立竿见影。薛霖第二天就主动打电话到妇联要求协商，最终协助袁娜办理了引产手续。可没过多久，袁辉却再次找到妇联。原来，因为袁娜情况特殊，没有医院愿意给她做手术。
    引产过程需要孕妇配合，疼痛程度甚至超过了真正的生产，对精神疾病随时可能发作的袁娜而言，情况相当危险。“如果她忍受不了疼痛而发病，伤害自己和医护人员怎么办？伤害别的产妇和婴儿又怎么办？”袁辉跑遍了莆田大大小小的医院，却总是被问到这些让他无从回答的问题。
    于是，妇联和袁娜父女又开始了和时间赛跑。信访代理员联系了卫生局、市政局，想方设法帮助袁娜安排手术，随后又组织莆田市九五医院和黄石精神病院，共同制定了适合袁娜的手术方案。
    2012年3月21日，袁娜被送进手术室。作为丈夫，薛霖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并承诺承担手术的费用和可能发生的风险。因为准备充分、应对得当，手术很成功。袁辉夫妇把袁娜接回家仔细调养，她的身体和精神也逐渐恢复正常。
    后来，袁娜在家人和妇联的支持下与薛霖离婚，生活重归平静。如今她在一家网络公司做设计，有不错的收入。尽管她对婚姻有些失望，但父母和曾经的信访代理员都一直鼓励她走好今后的人生道路。因为幸福也许就在下一个路口等待。
    像袁娜父女这样到莆田市妇联求助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信任那些耐心倾听、仔细分析、想尽办法帮他们维权的信访代理员，也往往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和结果。而作为群团组织，妇联不仅可以协调联络各种司法、行政和社会资源，维权的方式和力度都优于个人，而且能有效避免个人在信访过程中激化矛盾。

紧握的双手和衔橄榄枝的鸽子是莆田市妇联调解衔接工作的标志

妇女议事，说话管用   文/本刊记者  陈 晨

妇女议事会成员在启动仪式现场各抒己见

2011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福州市晋安区前屿村的妇代会主任王林英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由于经过一次拆迁，前屿村的村民居住得十分松散，村东面并不像村里的其他地方那么繁华，只余几栋楼房，零零散散地分布着。
    在走到一户人家的时候，王林英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这户人家的房门紧闭，马上要过年了，连一副春联、一个福字也没贴。王林英特别留意了房子的位置，打算回去问问。
    多方打听后，王林英得知，这间房子住着一名脑瘫女孩，孩子的父亲下岗待业，母亲是失地农民，一家人的生活十分困难。由于这家人不常和其他村民来往，所以了解他们情况的人并不多。来到办公室，王林英查询了村里领取困难补助金的名单，发现上面居然没有这户村民的名字。
    作为前屿村妇女议事会的负责人，王林英立刻想到了通过议事来帮助这户家庭。于是她马上召集妇女议事会成员来开会，并在会上提出，把这户人家增列到发放困难补助的名单当中。这一提议获得了大家一致同意。于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妇女议事会的成员们，把村里发放的补助金送到了女孩父母的手中。
    妇女议事制是前屿村2011年起推行的新制度。
    村中设立了“妇女议事会”，成员都是女性，她们通过走访、聊天的亲切方式，了解村民们关心的身边事，以及他们遇到的困难，随后开会进行讨论，把讨论结果写成提案，递交村委会，由村委会负责实施。议事制不仅让妇女们有了话语权，还真真实实地改善了村民们的生活。
    前屿村有发放入托补助金的传统。以前，村委会每月会直接把补助金发给前屿村的村办幼儿园。在2011年年底的时候，村里的一个年轻妈妈向议事会的成员反映，村里的做法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原来，前屿村的一些村民生活条件较好，想把孩子送到更好的幼儿园，可这样一来，就无法享受村里的入园补贴。这位妈妈建议村委会把入园补贴直接发给村民，让那些没有送孩子上村办幼儿园的人，也可以享受到福利。这位妈妈的建议被反映到了议事会，获得了超半数成员的同意。2012年春节一过，村委会就把补贴直接发到村民们手中，大家都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