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人到战士，从肋骨到脊梁，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国女性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显示独立与力量的解放运动。我们愿意以杂志的纸页为她们建一座纪念馆，让牺牲在抗日战争中的先烈们永远记录在《中国妇女》里，镌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上，铭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八女投江雕塑

为了永恒的纪念

文/本刊记者   王晓艳

站在抗战胜利七十年的里程碑前回望，无数女性的身影浮现，太多的人值得我们纪念。万千为抗战献出生命的中华儿女中，我们仅仅选取了民政部2014年9月1日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名录”中的女性，她们是赵一曼、李林、王根英、茅丽瑛、陈若克、林心平、白文冠、辛锐，还有东北抗日联军第２路军第５军妇女团的八名女战士：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

当战争来临，女人不再是单纯的母亲、妻子、女儿，她们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走上前线。有的直接参战，和敌人正面战斗；有的投身社会，组织妇女救亡运动；更多的女人走出家门，以一己之力参与反侵略的斗争与工作。

抗日英烈赵一曼

走上战场：甘将热血沃中华

抗日战争中，一些女人直接从军、拿起武器参与到反抗侵略的民族战争中，用鲜血护卫家园，这是人类历史和妇女解放运动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

每年的9月3日，位于北京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总要迎来比平日更多的人。在这里，很多人都会在抗日烈士赵一曼怀抱着儿子的珍贵照片前驻足。这样祥和温暖的画面，却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撕裂了。

赵一曼和儿子  

1936年8月1日，赵一曼在被押往珠河行刑的火车上，给儿子留下了最后的家书。因为革命年代的隐姓埋名，在她牺牲近二十年后，儿子才知道赵一曼是他的母亲，“收”到了这封迟到的信：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赵一曼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党组织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1935年她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因为骁勇善战，被称为“白马红枪女政委”，连当时的日伪报纸都敬畏地这样描述：“共匪女头领，骑上白马，穿过山林，飞驰平原，宛如密林之女王。”

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部与日军激战时腿部受伤，为掩护部队突围，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她没有透露丝毫有关抗联的情况，始终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这首赵一曼的诗作不仅是她自己的誓言，也是所有浴血抗战的女性的心声。另一位女英雄李林也是在对日作战中血洒战场、壮烈捐躯。

李林

李林生于南洋爪哇，14岁回国在上海爱国女中上学，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救亡青年团”，又在 1936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率领游击队转战于雁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4月，日伪军集中万余兵力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李林为了掩护机关和群众突围，不顾怀有三个月的身孕，率骑兵连勇猛冲杀，将日伪军引开，自己却被围困于小郭家村荫凉山顶。在毙伤日伪军六人后，李林身负重伤，宁死不屈，把最后一发子弹留给了自己。

李林牺牲后，数千名抗日战士和群众，在洪涛山区东石湖村高山脚下追念她，建造了李林烈士墓，她牺牲时的血衣几经辗转，送到了她生前魂牵梦萦的革命圣地延安。

当时在延安办刊的《中国妇女》杂志在第二卷第一期上刊登了以中共中央妇委会名义发表的《悼女英雄李林李桂芳等同志》，同时登出的还有李林生前写给杂志社的信，记载了她在战斗中的思想和作为：

“在我们第二次到雁北的时候，因为敌人进攻的猖獗，我们决定第一步的主要工作是创造武装。开始的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不让我负武装的责任，他们总以为一个女的干武装工作多少有点不合适，但我自己对这工作好像有些自信力，又有兴趣，同时觉得在这时候女的也应该有学军事的必要。我坚决的要求，大家没有办法，答应了我负责该地的游击队工作。”

赵一曼的诗作，李林的信，除了表达坚定的信仰，还都表达出民族危亡中被激发的女性自尊。这并非个例，当时的抗日联军各部队中，多数建立了妇女团、妇女队。

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这些名字我们可能并不那么熟悉，我们熟知的是她们的故事：八女投江。其实，她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作为单独的个体被我们永远记住。

1938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血禁锢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为了冲出敌人的封锁，抗联五军一师转战到牡丹江与林口县乌斯浑河汇流处。

这时，五军一师妇女团只剩下八位女兵，她们主动承担起了掩护大部队突围的任务。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为大部队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最后，她们的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面前是蜂拥而至的敌人，身后是汹涌澎湃的乌斯浑河，在这种生死时刻，她们决意不做俘虏，高唱“奴隶们起来”的国际歌，向呼啸的乌斯浑河深处走去。

今天的牡丹江市，“八女投江纪念碑”成为地标，她们的姿态被凝固在雕塑中，同样定格在抗日战争的宏大画卷里。

走向社会：妇女救国运动星火燎原

在抗日的支持队伍中，参政女性尤为重要，她们有的在中心，有的在外围，但都以自己的影响力、组织力推动着妇女救国运动的开展。

王根英和儿子

提到王根英，就会提到她与陈赓将军的爱情故事，她在1927年作为上海代表赴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与陈赓相识，并结为夫妻，留下一段佳话。

王根英1906年出生于上海浦东，9岁起在外商纱厂当童工。1923年参加了党组织开办的工人夜校，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她在上海担任党中央机关的地下交通工作，陈赓也辗转来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情报工作。在这段异常艰险的 “潜伏”时期，王根英全力掩护和协助陈赓的工作，为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营救了大批被捕的同志，保卫了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

1931年底，陈赓奉命赴鄂豫皖苏区工作，王根英继续留在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她组织沪东工人救护队、担架队开赴前线，运送伤员，筹购药品等物资，全力支持十九路军的对日抗战。担任全国总工会组织委员、女工部部长后，又积极组织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

由于叛徒出卖，王根英被捕入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和非人的折磨，她都坚贞不屈。全国抗战爆发后，王根英经党组织营救出狱，随后来到延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

1939年3月8日，她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供给部财经干部学校政治指导员时，驻地遭日军突袭包围，在突围的危急关头，王根英发现一个装有党内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冲回村中去取，路上与日军遭遇，壮烈牺牲，年仅32岁。

陈赓和王根英这样的革命夫妻还有很多，像林心平和诸葛慎，陈若克和朱瑞，在战争的烽火中，爱情给了他们更大的勇气来坚持共同的信仰。

林心平

1935年，16岁的林心平因为崇拜“鉴湖女侠”秋瑾，把自己改名为林秋侠。林心平从小就有抱负，考入温州师范学校后积极地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被捕入狱，出狱后参加革命。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溧阳中心县委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林心平任金坛抗日民主政府文教科长，她和新四军6师16旅47团团长诸葛慎在工作中产生爱情，结为夫妻。

当时，盘踞在官林的伪军头目吴苏，公开投靠日本人，收买地方恶势力，与抗日政府作对，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残害百姓。组织上任命林心平兼任官林区区长，开展敌后工作。她告别新婚不久的丈夫，深入官林地区，发动群众，并以区长的名义对敌伪发动政治攻势，敌伪对此惊恐万状，派特务、便衣四处搜捕林心平。

1942年6月，林心平因产后发病，秘密就医，吴苏得到情报后，派特务连包围了中药铺，林心平烧毁了笔记本等机密材料，进行顽强抵抗，在子弹打尽后被捕。吴苏多次审讯林心平，保证只要诸葛慎归顺，她就可以回去，结果被林心平怒斥，气急败坏的吴苏将她交给了日本人，受尽酷刑后牺牲。

林心平在皖南与敌伪斗争时，陈若克正在鲁中从事山东妇女工作。她发动中老年妇女参加抗日救国会；发动青少年妇女成立青妇队、识字班和姐妹剧团，演出街头剧、小话剧、歌舞等，进行反对买卖婚姻、反对虐待妇女的宣传；编写《山东妇女》刊物、《妇女手册》和识字课本。山东的妇女工作在她的领导下风生水起。

陈若克

陈若克一度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于是北上延安，寻找党组织。当她千辛万苦到达山西时，正值临汾战事，暂时逗留在华北一带，经朱瑞(当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介绍入“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后来两人结婚，携手并肩，战斗在华北和山东的抗日前线。

1941年11月4日，数万日本侵略军“扫荡”沂蒙山区，突围时，陈若克因即将临产与部队失去联系，落入敌手，二十二岁的她和出生十几天的孩子被敌人用刺刀扎死。

走出家门：从肋骨到脊梁

除了从军、从政的女人，抗战中更多的是平凡的民间女子，她们或以过人的见识参与革命，或以朴素的情感投入到这场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茅丽瑛

随着日军战线不断拉长，各地妇女界组织了各种战地服务团为前方将士服务。茅丽瑛、白文冠、辛锐正是参加抗战的万千民间女子的浓缩，她们恰好是一个女儿，一个母亲，一个姊妹。

在母亲的眼里，茅丽瑛是相依为命的女儿。六岁丧父，茅丽瑛和母亲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寄居在启秀女中。母亲当勤杂工，茅丽瑛则勤工俭学。她在东吴大学法律系仅读一学年，因不能支付昂贵学费被迫辍学，考到上海江海关做打字员，在这期间，接受进步思想，参加了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会和江海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东文社”。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海关地下党支部成立了“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茅丽瑛担任慰劳组的负责人。她终日奔走募捐：“我们在悲愤中忍受了六年，这一次我们不能再退让了。抗日烽火已经燃起，战士们在火线上与敌人浴血奋战，我们也理应作贡献，以物力支援抗战。”

茅丽瑛在空袭中上街买布缝制衣服，带领慰劳队到医院慰问伤兵，给他们讲抗战形势，一起唱抗战歌曲。上海沦陷后，一大批热血青年不愿待在沉闷的孤岛，走向内地，奔赴延安。茅丽瑛得到组织的支持，到广州等地海关去宣传抗日。茅丽瑛把决意参加“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的计划告诉了母亲。母亲不愿她丢下海关的饭碗，更不舍离开她，泣泪恳求留下。

为了抗日救国，茅丽瑛还是登上了“救亡长征团”的邮轮奔赴广州、香港等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拜访了当时在广州主持《救亡日报》工作的夏衍，后者鼓励她回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她返回上海后在启秀女中任教，继续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于孤岛斗争的需要，经党组织安排，她主持了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的筹建工作，当选为“职妇”俱乐部主席。

在上海“孤岛”的特殊条件下，以茅丽瑛为首的妇女团体为新四军筹募寒衣和款项，为难民募集救济金，借“大陆电台”举行平剧大会唱，征集了大批义卖品。

妇女团体的活跃行动引起日伪特务机关的注意，给电台投寄附有子弹的恐吓信进行威胁。茅丽瑛当即表示：“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当时的形势已经容不得她“抛头露面”，但她为了义卖的顺利完成，仍然经常出入，在1939年12月12日遭到日伪特务的枪击身亡。

当侵略者让祖国母亲蒙难，激怒更多的母亲行动起来，成为家国脊梁。

著名抗日民族英雄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驰骋在冀中平原，和日军正面作战，被称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他的母亲白文冠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少时在清真寺学经，略识文字，21岁时嫁与贫苦农民马永常为妻，共生四子，次子是马本斋。因为识大体，亲邻里，深受乡亲们的爱戴，被村里人叫做“大冠姑”。从小，她就教育儿子们做人要不屈辱、不苟且、爱国、爱族。

白文冠

后来在马本斋脱离旧军队奉系军阀，组织抗日的过程中，她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并让三子跟着马本斋一起组建部队。

马本斋素有孝子之名，日本侵略军觉得找到了他的软肋。为消灭回民支队，日寇于1941年8月27日抓走了白文冠，诱使马本斋率部来营救母亲，乘机消灭回民支队。但日本侵略军用尽各种手段，逼白文冠给马本斋写劝降信，都被她断然拒绝。为了不让儿子有后顾之忧，她绝食7天，以身殉国，时年68岁。

日本侵略者的行径激发起更大的反抗，回民支队的指战员们纷纷请战，要为马母报仇。马本斋沉痛地写下誓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

从上海孤岛到冀中平原，到沂蒙山区，女性的觉醒推动着抗日战争的胜利。

辛锐

牺牲在沂蒙山区的辛锐，早年就读于济南正谊中学。善绘画，工木刻，曾在济南举办过美术展览，得到美术界人士的好评，如果没有战争，她很可能成为一名画家。但国难临头，个人理想只能暂且搁置。她随父亲辛葭舟到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在部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秘书、山东省妇联秘书、“姊妹剧团”团长等职。她在任“姊妹剧团”团长时，领导演出过大型话剧《雷雨》、《李秀成之死》、《血路》等。1941年12月,在沂蒙山区火红峪北山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反“扫荡”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和她的丈夫、革命烈士陈明长眠在生前战斗的沂蒙山区。

以我们呈现的这些女性为代表的，为抗日战争付出努力乃至生命的中国女性，她们都将被我们致以永恒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