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我面对我唯一的哥哥，心底忽然冒出了“兄长”二字。那时我忧伤无比，如果附近有教堂，我将哥哥送回病房之后，肯定会前去祈祷一番的。

     我的祷词将会很简单，也很直接“主啊，请保佑我，也保佑我的兄长……”

“我弟要吃的是蛋糕，不是长白糕嘛！”

    我的兄长大我六岁，今年已经68周岁了。从20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他是那么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只有我是一个退休之人了，他才会有自由。

在我头脑中，我与兄长之间的亲情记忆就一件事：大约是我三四岁那一年，我病了一大场，高烧 ——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对坐在床边心疼地看着我的母亲说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过春节时吃到过一块，觉得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外边下着瓢泼暴雨，母亲保证说雨一停，就让我哥去为我买两块。我却哭了起来，闹着说立刻就要吃到。当年十来岁的哥哥，于是脱了鞋、上衣和裤子，只穿裤衩，戴上一顶破草帽，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雨去为我买回来。母亲被我哭闹得无奈，给了哥哥一角几分钱，于心不忍地看着哥哥冒雨冲出了家门。外边又是闪电又是惊雷的，母亲表现得很不安，不时起身走到窗前外望。我觉得似乎过了挺长的钟点哥哥才回来，他进家门时的样子特滑稽，一手将破草帽紧拢胸前，一手拽着裤衩的上边。母亲问他买到没有，他哭了，说第一家铺子没有蛋糕，只有长白糕，第二家铺子也是，跑到了第三家铺子才买到的。说着，哭着，弯了腰，使草帽与胸口分开，原来两块用纸包着的蛋糕在帽兜里。那时刻他不是像什么落汤鸡，而是像一条刚脱离了河水的娃娃鱼；那时刻他也有点儿像在变戏法，是被强迫着变出蛋糕来的。变是终归变出来了两块，但却委实变得太不容易了，所以哭。大约因为觉得自己笨。

 母亲说：你可真死心眼儿，有长白糕就买长白糕嘛，何必多跑两家铺子非买到蛋糕不可呢？

他说：我弟要吃的是蛋糕，不是长白糕嘛！

还说，母亲给他的钱，买三块蛋糕是不够的，买两块还剩下几分钱，他自作主张，也为我买了两块酥糖……妈你别批评我没经过你同意啊，我往家跑时都摔倒了……

其实对于我，长白糕和蛋糕是一样好吃的东西。我已几顿没吃饭了，转眼就将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而母亲却发现，哥哥的胳膊肘、膝盖破皮了，正滴着血。当母亲替哥哥用盐水擦过了伤口，对我说也给你哥吃一块糖时，我连最后一块糖也嚼在嘴里了……

“哥，我恨你！”

当建筑工人的父亲，远在大西南。某几年这一省，某几年那一省。父亲的工资当年只有64元，他每月寄回家40元，自己花用十余元，每月再攒十余元。如果不攒，他探家时就得借路费了。父亲的工友，曾同情地对母亲说：“梁师傅太仔细了，舍不得买食堂的菜吃，自己买点儿酱买几块豆腐乳下饭，两分钱一块豆腐乳，他能吃三天！”

父亲的工友一走，哥哥哭了。

母亲已经当着来人的面落过泪了，见哥哥一哭，便这么劝：儿子别哭。你可一定要考上大学对不对？家里的日子再难，妈也要想方设法供你到大学毕业！等你大学毕业了，家里的日子不就有缓了吗？爸妈不就会得你的济了吗？弟弟妹妹不就会沾你的光了吗？……

从那以后，我们平常日子见到哥哥的时候就更少了，学校几乎成了他的家了。从初中起，他就是全校的学习尖子生，也是学生会和团的干部。他整天在学校里，为那些给予他的荣誉尽着尽不完的义务，也为考上大学刻苦学习。

1962年，哥哥将要考大学了。

6月，父亲回来探家了。

那一年父亲明显地老了，而且特别瘦，两腮都塌陷了。

一天，屋里只有父亲、母亲和哥哥在的时候，父亲忧郁地说：我快干不动了，孩子们一个个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资却十几年来一分钱没涨，千万别鼓励老大考大学了，让他高中一毕业就找工作吧！

母亲说：也不是我非鼓励他考大学，他的老师、同学和校领导都来家里做过我的工作，希望我支持他考大学……

父亲又对哥哥说：老大，你要为家庭也为弟弟妹妹们做出牺牲！

哥哥却说：爸，我想过了，将来上大学的几年，争取做到不要您给我寄钱。

父亲火了，大声嚷嚷：你究竟还是不是我儿子？！难道我在这件事上就一点儿也做不了主了吗？！

在父亲的压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复习，托邻居的一种关系，到菜市场去帮着卖菜。

又有一天，哥哥傍晚时回到家里，将他一整天卖菜挣到的两角几分钱交给母亲后，哭了。

是我和哥哥一道将父亲送上返回四川的列车的。

父亲从车窗探出头对哥哥说：老大，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自己再三考虑吧！

父亲流泪了。

哥哥也流泪了。

列车就在那时开动了。

等列车开远，我对哥哥说：“哥，我恨你！”

“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

哥哥病了，嗓子肿得说不出话，躺了三天。同学来了，老师来了，邻居来了，甚至街道干部也来了，所有的人都认为父亲目光短浅，不要听父亲的。

哥哥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他是为母亲考那所学院的。哈尔滨当年有不少老俄国时期留下的漂亮的铁路员工房。母亲认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铁道工程师，我家也会住上那种漂亮的铁路房。

父亲给家里写了一封有一半错字的亲笔信，以严厉到不能再严厉的词句责骂哥哥。

哥哥带着对父亲对家庭对弟弟妹妹的深深的内疚踏上了开往唐山的列车。

饥饿像一只大手，依然攥紧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胃。父亲在大西北挨饿，哥哥在大学里挨饿，母亲和我们在家里挨饿。哥哥每月仅领到九元钱的助学金。他又成了大学里的学生会干部，故须带头减少口粮定量，据说是为了支援亚非拉人民闹革命。父亲不与哥哥通信，不给他寄钱，也挤不出钱来给他寄。哥哥终于也开始撒谎了——他写信告诉家里，不必为他担什么心，说父亲每月寄给他10元钱。于是母亲真的放心了，并因父亲终于肯宽恕哥哥上大学的“罪过”而感动……

哥哥第一个假期没探家，来信说是要带头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探家，说是为了等到父亲也又有了假期，与父亲同时探家。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才探不成家。

哥哥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

母亲一直手拿着电报发呆，一会儿看一眼，坐到了天明。

第二天我正上最后一堂课时，班主任老师将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间教研室里，我见到了分别一年的哥哥，还有护送他的两名男老师。那时天已黑了，北方迎来了第一场雪。护送哥哥的老师说哥哥不记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对中学母校路熟如家。

我领着哥哥他们往家走时，哥哥不停地问我：家里还有人吗？父亲是不是已经饿死在大西北了？母亲是不是疯了？弟弟妹妹们是不是成了街头孤儿？……

那时我最大的悲伤是——母亲将如何面对她已经疯了的“理想之子”？

哥哥回来了，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了。因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几乎终日喃喃自语。仅仅15平方米的一个破家，想要不听他那种自语声，除非躲到外边去。母亲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药量，结果情况变得更糟，因为那会使哥哥白天睡的多，夜里更无法入睡。母亲夜里再让他服安眠药，他倒是极听话的，乖乖地接过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疯了，也还是最听母亲话的儿子。除了喃喃自语是他无法自我控制的，在别的方面，母亲要求他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他表现得很顺从……

两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家里有床位了。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在家中休养了一年。他的精神似乎基本恢复正常了。一年后，他的高中老师将他推荐到一所中学去代课，每月能开回35元的代课工资了。据说，那所中学的老师们对他上课的水平评价挺高，学生们也挺喜欢上他的课。

如今想来，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黄金时期。

他指导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学习十分得法，我们的学习成绩都快速地进步了。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特别尊敬他了，他也经常表现出对我们每个弟弟妹妹亲爱的关心了。母亲脸上又开始有笑容了。甚至，有媒人到家里来，希望能为哥哥做成大媒了。

又半年后，哥哥的代课经历结束了。

他想他的大学了。

精神病院开出了“完全恢复正常”的诊断书，于是他又接着去圆他的大学梦了。父亲的工资涨了几元，他也转变态度，开始支持哥哥上大学了。父亲请假到哥哥的大学里去看望了哥哥一次，还与专业领导们合影了。哥哥居然又当上了学生会干部，他的老师称赞他跟上学习并不成问题，同意他从大三第一学期开始续读。因为他在家里自学得不错，大二补考的成绩还是中上。

一切似乎都朝良好的方面进展。

“二弟，我好想你。”

转年“文革”开始，哥哥又被送回了家里。

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疯子。

他见到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妈，我不是反革命！”

哈尔滨也成了一座骚乱之城。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经常是，一没留意，哥哥又失踪了。也经常是，三天五天找不到；找到后，每见他是挨过打了。谁打的他，在什么情况下挨的打，我和母亲都不得而知。母亲东借西借，为哥哥再次住院凑钱。半年后才住上院。那半年里，我和母亲经常在深夜冒着凛冽严寒跟随哥哥满城市四处去“侦察”他幻觉中的“美蒋特务”的活动地点。他说只有他亲自发现了，才能证明自己并非反革命。他又整夜整夜喃喃自语了……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花去了不少的钱。而续不上住院费，哥哥被母亲接回家了；他的病情一点儿也没减轻。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

每月能挣四十多元钱啊！我要无怨无悔地去挣！那么，家里就交得起住院费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获拯救了……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玻璃所剩无几，钉了木板；镜子、相框、甚至暖壶，一概易碎的东西一件没有了；连菜刀、碗和盘子都锁在箱子里。

我发现，母亲额上有了一处可怕的疤，很深。那肯定是皮开肉绽，四分五裂所造成的。

我还在家里发现了自制的手铐、脚镣、铁链。四弟的工友帮着做的。

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简直都谈虎变色了。

四弟说哥哥的病不是从前那种“文疯”的情况了。

而母亲含着泪说，她额上的伤疤是被门框撞的。

那时刻，我内心里产生了憎恨。我认为哥哥已经注定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了。

那时刻，我暗自祈祷：上帝啊，为了我的母亲、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让他早点儿死吧！

以往我回家，倘哥哥在住院，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两次的。

那次探亲假期里，我一次也没去看他。

临行我对四弟留下了斩钉截铁的嘱咐：能不让他回家就不让他回家！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亲是民政部的领导，住院费你们别操心，我要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

我托了那种关系。

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费常住患者……

而我回到兵团的次年，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我又将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承担了。为了可持续地承担下去，我曾打算将独身主义实行到底。两个弟弟和小妹先后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劝说和催促之下，我也只有成家了。接着自己也有了儿子；将父母接到北京来住；埋头于创作；在北京“送走了”父亲；攒钱帮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问题……

各种责任纷至沓来，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费一事，简直忘记了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对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笔支出”的符号。

1997年母亲去世时，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母亲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

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

母亲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那他就不会拖累你了……”

我心大恸，内疚极了，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永远在精神病院里……”

当天午夜母亲也“走了”……

办完母亲葬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命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

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傻小孩似的笑了，他说：“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二十余年没见过哥哥了，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不禁拥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哥哥，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

我帮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饭，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实话实说：现在还不行，但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那是一个童话。”

一返回北京，我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动员邻家的一个弟弟“二小”来照顾哥哥。

于是哥哥的人生，终于接近是一种人生了。

却好景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亲，不慎从高处跌下，不幸身亡。

哥哥又住院了。

那年，哥哥快60岁了。他除了头脑、话语和行动都变得迟钝了，其实没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倾向的表现。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来。

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我看着他喝酸奶，一边和他聊天。在我们眼前，几只野猫慵懒大方地横倒竖卧。

我问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

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

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

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妈妈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一种决心，不看着你们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了，我自己是绝不会结婚的……

他看着我苦笑。

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

我心一疼，黯然无语，呆望着他，像呆望着另一个自己的化身。

哥哥起身将塑料盒扔入垃圾筒，复坐下后，看着一只猫反问：“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

“什么事？”我的心还在疼着。

“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

想来，那一种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他始终记着。听他的话，也显然一直在盼着。

哥哥已老得很丑了。头发几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几颗了，背驼了，走路极慢了，比许多六十八九岁的人老多了。而他当年，可是一个一身书卷气、儒雅清秀的青年，从高中到大学，追求他的女生多多。

我心又是一疼。

“你忘了吗？”哥哥又问，他目光迟滞地望着我。

我赶紧说：“没忘，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赖地笑了，话说得极自信。随后，眼望向了远处。

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责任而已。参透此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不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