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畔，北大学子结缘卖花女童

2005年11月的一天夜晚，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两名十多岁的小女孩向匆忙走过的大学生们叫卖着手中的玫瑰。“哥哥，买一朵玫瑰花送给漂亮姐姐吧。”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张金荣和女友被一个卖花女孩拦住。张金荣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个女孩，通红的脸颊，头上扎着一个辫子，头发有些凌乱，身上的棉衣看起来脏兮兮的，没有戴手套的手在寒风中无处躲藏地紧握着。

“她来自哪里？为何这么晚了还要在此卖花？”张金荣对女孩的身世产生了好奇，他买下了女孩手中的玫瑰花，也从女孩的口中得知了她的身世。

女孩名叫刘月，和她一起卖花的叫秀秀，两个人都来自湖南农村，是被“姑姑”带到北京来卖花的。“姑姑”并不是她们的亲戚，而是带她们出来的“花头”。“姑姑”手下一共有五个小女孩，她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如果完不成“姑姑”规定的任务，就会被打，不给饭吃，还要受蹲马步，跪马扎这类的体罚。

女孩的话让张金荣很震惊，随后他在北大未名BBS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该如何帮助她们》的帖子，希望与北大的同学一起想办法救助这两个孩子。　　

帖子迅速成了BBS的热门话题，很多网友表示同情。12月1日，北大地球物理系博士江燕加入张金荣的行列。随后，又有心理系的张海洋、法学院的闫翠翠、物理系的谢辉、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谭之京等人加入。他们自发成立了“花神社”，正式决定为这些女孩做一点“真正的事情”。

谈到当年的“花神社”，如今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的江燕告诉记者，“当初的想法很直接，就是要把刘月和秀秀送回家。”江燕说，同学们经过商量决定，由老家在湖南的谭之京在回家时寻找刘月和秀秀的父母，说服他们让女儿回家读书，“花神社”将以公开募捐的方式筹集资金，负责刘月和秀秀的学费和生活费。

然而，谭之京从家乡带来的消息让“花神社”的同学很意外。刘月和秀秀的父母，得知了女儿在北京的生活后，有些吃惊，因为每次“花头”往家打电话都说：“孩子们吃的好，住的好”，“花头”每月还给刘月和秀秀的家里寄200元，这让他们觉得“花头”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知道孩子的真实处境后，家长们哭了，可他们却没有要求把孩子带回家，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没有钱给孩子上学，孩子迟早要出去打工的。

随着对卖花女孩的了解一天天加深，“花神社”的同学也越来越愁：“就算我们把刘月和秀秀送回去了，另外三个怎么办？”“家长是这种态度，孩子回家后会不会又被花头接回来？” “这些孩子走了，花头肯定还会找来别的女孩。”同学们逐渐认识到，卖花女事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决定从法律途径寻找突破口，让作为组织者的“花头”受到相应的惩罚，这个任务交给了法学研究生闫翠翠。

通过查资料和询问业内人士，闫翠翠得出的结论给原本雄心勃勃的同学们浇了盆冷水。

闫翠翠的结论是：在法律上，卖花女童有法定监护人即家长，所谓的“姑姑”在征得家长同意后带女童出来是合法的。“姑姑”对女童仅实行轻度体罚，没有构成永久性伤害，不算虐待罪。而《义务教育法》在农村多数情况下是以说服教育的方式向家长推广实施的，对家长的约束力比较小。所以，卖花女事件是打了法律的擦边球，而组织者正是钻了法律的空子。

解救成功后，卖花女童和北大学子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妇联行动，解救卖花女童

法律途径走不通后，2006年4月3日，“花神社”的同学们抱着一线希望找到了北京市海淀区妇联，希望妇联能够关注此事。听了同学们讲述的情况后，海淀区妇联副主席梅艳冬做出了承诺：“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这些孩子们。”

随后，海淀区妇联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海淀区委和北京市妇联的领导作了汇报，区委和市妇联对“卖花女童”事件很重视，迅速成立了由区妇联、公安、民政、信访等部门组成的“救助卖花女童”的协调领导小组，确定了解救方案。

解救方案确定后，北京市妇联及时向全国妇联权益部进行了汇报，希望通过全国妇联，跟卖花女童家乡所在地的政府和妇联协调，让当地政府和妇联出面劝说卖花女童的父母，让孩子们回家上学。

在全国妇联权益部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协调下，湖南省妇联也开始行动，针对卖花女童的返乡及返乡后的生活、就学等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帮助女童的家庭解决生活困难，为女童顺利返乡做准备。

此时，北大“花神社”的同学们也在尽力劝说女童的家长接孩子回家。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女童的父母终于表示愿意让孩子回家，但因为经济困难，他们无力来北京接孩子。于是，协调小组当即决定，解救成功后，由协调小组成员护送孩子们回家。

2006年4月6日下午4点半，解救行动开始实施。协调小组在北大学生的带领下，来到了卖花女童的居住地。为了防止吓坏孩子们，协调小组决定让妇联的工作人员和北大的学生进入出租屋内协调，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留在门口接应。

出租屋内，“花头”和五个女孩都在，妇联的工作人员耐心地向“花头”讲解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义务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并对她进行说服教育，成功解救了五名卖花女童。走出昏暗的出租屋，见到在外等候的民警和警车，孩子们的脸上显得有些恐慌，可当她们得知很快就能回到家乡和父母团聚时，孩子们的小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解救行动成功后，孩子们被暂时送到了海淀区救助站。在救助站里，经过短时间的适应后，孩子们的情绪开始慢慢恢复。她们不停地问工作人员：“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回家了？”“我们回去后还能上学吗？”当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孩子们笑得更开心了。

现在的刘月已经是一名师范生

爱心护送，让孩子们回家

把孩子们安排到救助站后，海淀区妇联又迅速联系了湖南省妇联和当地政府，协商孩子的返乡日程和入学事宜。海淀区妇联权益部部长高小丽感到，把孩子们送回去后，如何才能让她们留在家里读书，而不是继续流浪到城市里卖花，是妇联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如果此事能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由当地政府出面协调和监督，孩子们回家后的生活和教育问题才能有保障，假如善后工作没做好，就直接把孩子送回家，孩子们很有可能还会被送出来卖花。于是，海淀妇联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当地教育部门迅速为刘月等几个孩子办理了入学手续，而湖南省妇联也做好了接应工作，只等孩子们回家。

4月7日下午，高小丽部长和工作人员来到救助站，给孩子们带来了新衣服和新书包，让孩子们穿上新衣服，高高兴兴的回家。

4月8日，在海淀区妇联、民政救助站、公安局等部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五名卖花女童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当汽车抵达孩子们的家乡时，接到妇联通知的父母早早就赶来接孩子了。见到父母，孩子们都流下了眼泪。秀秀的父亲曹苟林听了女儿在北京的遭遇后，心疼得直哭，他说：“孩子不愿意去卖花，可家里实在太穷，读不起书，真的是没办法啊。”

可团聚的喜悦并没有在一家人脸上停留太长的时间，谈到孩子回家后的打算时，曹苟林夫妇露出了无奈的表情。当妇联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当地政府会帮助他们解决孩子的生活和上学问题时，曹苟林夫妇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4月10 日，在妇联、北大“花神社”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五名卖花女童终于回到了学校。

2009年7月，从湖南传来了好消息，当年的五名卖花女童中，年龄最大的刘月已经参加了中招考试，作为应届初三毕业生，她顺利通过了衡阳市定向培养免费师范生的初录和面试，被录取的希望应该很大。

成绩出来后，刘月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了三年来一直在资助她的江燕。正当江燕和当年“花神社”的同学们为刘月感到高兴时，刘月又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的内容让大家的心悬了起来。原来，在200多个报名者中，刘月的成绩排名第23位。按道理是不用太担心录取的问题了。可是因为刘月初中毕业时已经19岁了，很可能因年龄偏大而被弃录。

得知这一消息，江燕立刻动身去了湖南。7月29日，离预录的最后截止时间只有两天了。当天下午，江燕带着刘月来到湖南省教育厅，教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的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他们，并打电话到衡阳市教育局，要求相关同志迅速将刘月的相关资料报上省厅。教育厅的工作人员说：“刘月求学不易，我们现在愿意接下这个爱心接力棒，让她顺利完成学业。”8月中旬，录取工作开始后，刘月被衡阳幼儿师范学校录取。

江燕说：“刘月现在已经在师范学校读二年级了，她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她希望自己将来能帮助更多的孩子。为了将爱心延续，刘月还建立了一个博客，招募志愿者去帮助那些散落在城市角落里的卖花女童。”

卖花女童们的求学之路曾经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妇联、北大，还有当地的政府和教育部门，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下，曾经流浪街头的孩子们重返校园，她们将通过学习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这正是妇联组织和北大学子们的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