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沙哑低沉的歌声，从酒泉春光养老院8号楼402房间传出，一位面容清癯的老人正哼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虽断断续续，但每个音符似乎都带着历史的回响，沉沉敲在人们的心上。

老人名叫戴瑞芬，今年96岁，记忆已被阿尔茨海默病抹去大半，但当听到“八路军”“地下党”时，她浑浊的眼眸会闪过一丝光亮——那是深植灵魂深处的印记，是一名老党员从烽火硝烟中淬炼出的、早已刻进骨髓的忠诚与信仰。

1929年7月15日，戴瑞芬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8岁那年，父亲为她订下了一门“娃娃亲”，准公公在杂货铺当伙计，家底相对殷实，未婚夫朱世贵在南开中学读书。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有志之士纷纷加入抗战队伍。戴瑞芬有一位远房姑姑，是与汉奸敌探作斗争的地下党。受姑姑进步思想的影响，戴瑞芬加入了抗日儿童团，给地下党站岗放哨。15岁时，她又加入了“妇救会”，担任组织委员，带领儿童、妇女挖陷阱、埋地雷，破坏日军的交通线路，为八路军做衣服做鞋子。

1944年7月，戴瑞芬在地下党“雨光”和“云山”两人的推荐引导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抗战地下工作者，负责传递情报。

她传递的情报，往往只有火柴盒大小，却重若千钧。

信封上插根火柴，意味着“十万火急”；粘上鸡毛，就是“火速行动”的命令。

朱志光还记着母亲说的话：“那会儿送信，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最险的时候，眼看躲不过敌人盘查，只能把信团成一团，生生咽进肚子里……不能让它落到敌人手里啊！”

在食堂吃饭时，戴瑞芬一口地道的京腔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一位领导笑着问朱世贵：“老朱，把你婆姨调来玉门工作，愿意不？”

夫妻俩只当是玩笑话，随口应了声“行啊”。

没想到，探亲结束不到半个月，调令真的来了。戴瑞芬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安排，成了玉门邮电局报话组的工作人员，结束了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

1958年，河西地区组建大专区，戴瑞芬又被调往武威黄羊镇邮电所。当时，条件极其艰苦，住房奇缺，连废弃的厕所都改成了职工宿舍。身为邮电所负责人的戴瑞芬，把砖瓦房让给职工住，自己带着孩子，住进了农民家一间废弃的牛棚。四面土墙勉强挡风，屋顶是芨芨草搭的，晚上躺在床上能看见星星。床板一头支在土块上，另一头就搭在牛槽沿上。

“父母都是老革命思想，党性特别强，一辈子清贫。”朱志光说，遇到调工资的名额，他们总是让给一线年轻职工，常说“我们工龄长，工资高点，该给年轻人涨，他们工资少，负担重”。河西大专区解散后，戴瑞芬调回玉门工作。搬家时，全部家当一头小毛驴就轻松拉走——一个小木箱，几条旧被褥。

戴瑞芬先后在赤金邮电所、花海邮电所工作，后任安西县邮电局局长，离休前五年，调入原酒泉地区工会。她在酒泉工作的多半时间都在和电报打交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酒泉，邮电局专业人才稀缺，她常常身兼数职，既是领导也是办事员，骑着毛驴送机要文件，任劳任怨。

她的人生信条朴实而坚定：“一辈子听党的安排，党让干啥就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