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杂志社老领导侯荻

《中国妇女》在延安创刊，她是妇女解放的一面旗帜。1955年1月，我从西北妇联调到全国妇联后，被分配到《中国妇女》杂志社工作。1956年夏，我被任命为中国妇女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作为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同时也是《中国妇女》杂志的老编辑，回忆过往，一幕幕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民运工作队的小女兵

1938年1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声中，我和大哥侯智及同学张爱珍三人，经山西临汾牺盟会的特派员李从文介绍，走出家门校门，投奔革命队伍，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们拿着李从文给党组织写的介绍信，被分配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四纵队十总队政治部领导下的民运工作队工作。

一路敌机轰炸，我们步行了两天，终于来到了民运工作队驻扎地。队长刘笑生一见我就问：“小朋友你几岁了？”我生气地说：“你怎么这样小看人。”队长马上笑了：“和你开个玩笑，怎么就生气了？”我说：“14岁。”他又问：“你在哪个学校读书，什么文化程度？”我说：“山西临汾省立第六女子师范初师二年级。”“你在学校除读书外还参加什么活动？”“我演过歌剧《月明之夜》里的小朋友，演过话剧《试问先生》，参加过各种抗日救国活动。”队长说：“你这小姑娘不简单，可以派上用场了。”说后他就高喊：“朱妈妈，给这个小同志发一件棉大衣。”我一看“朱妈妈”原来是个男的，心里很奇怪，原来我们队里的三个小男孩，穿鞋特别费，不到发鞋的时候鞋就张开了大口，没法走路。这三个调皮的小男孩就搂住总务科长的脖子喊：“求朱妈妈行行好，给我们再发一双鞋吧！”从此大家就都管总务科长朱靖波叫“朱妈妈”了。

我领上大衣就去了女队员的宿舍。一间大房里炕上铺着草，没有被褥。一张条桌放了几个漱口杯，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一个女队员对我说：“小妹妹，今天晚上你是想当排长还是想当团长？”我一听就愣住了，“晚上睡觉没被子，把大衣袖口一扎，两条腿往里一伸，个儿大的伸不直腿就得当团长，个儿小的能伸直腿就当排长。”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大家都把我当成小妹妹看待，队长刘笑生说：“这个最小的女兵蛮有个性，咱们队里正是需要这样的人。”

抗日剧的小主演

工作队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全是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是为了打日本救中国，誓死不做亡国奴这一共同目标聚集在一起的。队长刘笑生是山东即墨中学的美术教员和语文教员，能写剧本做导演、会拉胡琴唱京戏、写美术字，多才多艺，幽默乐观，深受队员们的爱戴。总务科长朱靖波是安徽人，分管队里的吃喝拉撒睡，人长得白白胖胖，怪不得被称为“朱妈妈”。

工作队里一部分人从事戏剧宣传，一部分人下乡做民运工作：宣传抗日、组织儿童团、妇救会、训练自卫队等。我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学跳叮铃舞，排练抗战初期流行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自编话剧《马白计》、《毒死做汉奸的爸爸》等。我当时年纪轻记忆力强，背台词、练歌舞都学得快，常受到队长的表扬。在《放下你的鞭子》剧中，我扮演靠卖唱为生的香姑娘，父亲由队长刘笑生扮演。在演出时，当香姑娘因饥饿倒在舞台上，父亲拿鞭子抽打她时，台下的观众都情不自禁地跑上舞台制止，高喊：“放下你的鞭子！”连舞台后面的演艺人员也走上舞台，高唱：“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演员观众一起抗战，打倒日本强盗，收复大好河山……”那种慷慨激昂的情绪，使我深受感动，同时，我也为自己表演成功有点儿自豪呢！

大会的小司仪

1940年春，晋西事变以后，我脱下军装转业到晋西抗日根据地文联筹备组工作。1940年5月，晋西文联成立大会即将召开。筹备组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在成立大会上当司仪。当时我只有16岁，对司仪的任务是什么一无所知。但初生牛犊不怕虎，先答应下来，在干中学、学中干，一点也不胆怯。

大会在兴县城里一家逃亡地主的大院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成员有：著名导演欧阳山尊当时领导的战斗剧社全体成员，叶石当时领导的晋剧七月剧社全体成员，以及各有关单位的代表。会场布置虽然简陋，但气氛十分热烈，啦啦队、歌唱声此起彼伏。所有参会人员都是席地而坐。出席会议的首长有：1936年在南京曾以破腹自杀逼蒋介石抗战的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军区司令员、120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稼夫等负责同志。

他们到场后，我作为司仪便宣布开会；全体起立唱义勇军进行曲，由我指挥；然后是首长讲话。续范亭的讲话很风趣，他除了讲文联成立后的任务和作用外，还说，群众中流行着一个顺口溜，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不会不会就开会，开会开会就会了，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当我宣布由贺老总讲话时，立刻响起了热烈掌声。有人提议，让贺老总先唱一支歌再讲话。他放开嗓子唱《游击队之歌》，当唱到“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个女同志都是我们自己的，如果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时，惹得全场哄堂大笑。贺老总之所以能脱口而出，把“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改成“每一个女同志都是我们自己的”，是因为当时在根据地女同志很少，在延安男女之比是25︰1，在晋西北根据地女同志不到百分之一。

那时在根据地上下级关系融洽，民主风气好，尤其是贺老总平易近人，爱和人开玩笑。他讲完话以后，把我口袋里的一个小笔记本就抽走了，他说，你这里有什么秘密让我看看，之后他还给了我。

我随即宣布会议选举通过了晋西文联的主任、副主任及其成员等议程。晋西文联第一届主任是亚马，副主任是卢梦。最后大家高唱国际歌，我宣布散会。

……

这些是我在那个烽火年代中最难忘的点滴经历，每当回想起来都令我精神振奋、心情喜悦。七十多年过去，当时的情景仍鲜活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