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落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也让日本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了让日本政府进行战争赔偿的要求，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中国政府放弃了国家间的赔偿要求，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不需要对中国人民受到的伤害进行赔偿。在一大批法律界人士的带动下，中国受害者走上了民间索赔的诉讼之路，要求日本政府道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国家关系多元而复杂，人民的感情和渴望却是相通的。今天，不妨跟随法律人的步伐，回顾民间索赔的前因后果，体味其中的执著与艰辛，反思历史守望和平！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外景

深明大义，放眼未来

一场宽恕与救赎的审判

时光倒流，那场令人瞩目的世纪审判被定格在历史的长卷中：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分别对乙级和丙级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

史学界普遍认为，二战胜利后，东京审判是对日本法西斯所犯战争罪行的最后审判与惩处，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而在新中国进行的沈阳审判，则是历次审判战犯中效果最好、最成功的一次。

在这一场审判中，中国政府为战犯指派了辩护律师，法庭充分保障了战犯的权利。而受审战犯真心悔罪，全部认罪。因此，沈阳审判被誉为“国际审判战犯史上的一个成功的奇迹”。

新中国第一代女律师倪彬彬，便是接受司法部指派，为日本战犯辩护的律师。

在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倪彬彬回忆：“司法部分配给我辩护的被告是一个日本陆军特务骨干分子。他在中国搞间谍活动的时间比我当时的年龄还长，十几箱卷宗材料叠在一起比我的人还高……”

1956年6月11日，倪彬彬连夜赶往沈阳，参加第二天对前日本陆军部队战犯的审判。法庭上，全国各地的代表和新闻记者都在旁听，当死里逃生的受害者扒开衣衫给大家看浑身上下多处刀疤时，旁听席上泣声一片。“我在辩护席上真是坐也坐不住，浑身发热，汗水把衣服都浸湿了。”倪彬彬曾向媒体回忆说，最终她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律师，无论给谁辩护都要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保护对方的合法权益。想到这些，她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出色完成了辩护任务。当倪彬彬看到她辩护的那名战犯，当庭表示了忏悔，愿意接受法庭的正义判决时，心中悲愤之余有了一丝安慰。

1956年6月到7月的沈阳审判是历次审判战犯中效果最好、最成功的。审判后被宽释的日本战犯送来锦旗，表达内心感激

倪彬彬并没想到，那名战犯回到日本之后，专门通过司法部转交给她一封感谢信。信中写到：“我的罪行是严重的，但中国政府还依法为我指定辩护人，感谢你为我辩护，我在悔罪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战争的可恨，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天，我就向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道路前进。”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些经过沈阳审判的日本战犯，确实真心悔罪。他们回到日本后，组建了“原日本战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担任首任会长的，是在沈阳审判中被判刑18年的原日军中将藤田茂。他们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中日友好”为宗旨，积极促进了中日民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中国政府为什么放弃索赔？

根据《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国不仅有权在战后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还可以追索战争赔偿。在中共党史专业博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颖编著的《共和国历史的细节》中，记录了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的前因后果。这是由当时国内国际多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归根到底还是“一切向前看”，为了中日两国的长期友好。

战争结束后，日本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于1952年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双边和约，这就给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将谋求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主要目标，首先是通过民间外交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1952年6月1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基本方针下，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打开了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为了进一步争取日本对新中国的理解和了解，中国还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在华日侨的归国工作，并负担了日本侨民离开中国以前的一切费用。中国在日本归侨问题上的积极态度深得日本国内的赞许，一时日本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很高。

1956年11月，日中友好协会第一任会长松本治一郎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周恩来总理在与松本治一郎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丝毫无意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尽管中国政府为实现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当时处于美国控制下的日本还不可能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未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向前迈出大步。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中美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开始接近，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形势日趋成熟。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将一部《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正式访华。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一次首脑会议上，中国政府正式表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权。9月29日，双方发布联合声明，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对战争进行了反省：“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单方面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中国所致的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问题，最终以中国方面的放弃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只是放弃了对日本国家间的赔偿要求，至于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民间赔偿问题在联合声明中并未作任何规定。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发展很快。在此背景下，两国在1978年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发表《中日联合宣言》，2008年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此后尽管双方在某些问题上还有些分歧，但总的说来不断取得进展，中日关系的原则也发展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

2007年3月14日，在日本首都东京，中国劳工诉讼案原告律师康健（左）于宣判前在东京高等法院门前演讲，要求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谢罪。当天，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就中国劳工诉讼案作出二审判决，推翻中国原告胜诉的一审判决，驳回他们对日本政府和相关日本企业的索赔诉求          （新华社记者张华摄） 

知往鉴今，使命如山

康健
      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1995年，康健参加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怀柔举办的分论坛。

会上日本女律师大森典子提出，希望中方律师协助她们做慰安妇问题调查，康健接受了提议。同年底，大森典子来到北京，带来她起草的、针对日本政府的起诉书。她说，几位日本律师自发成立了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律师团，希望和中方律师一起，义务替二战的中国受害者索赔。

在两国律师的帮助下，刘面换、李秀梅等四名慰安妇组成第一批诉讼团向日本政府起诉。1996年7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康健带着李秀梅、刘面换出庭作证，两位老人在法庭上控诉了日军的罪行。

同年，康健开始在全国走访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历史资料对慰安妇少有记载，没有姓名、住址等基本情况，康健只能划定省份，再去找档案，挨县挨村去问。

康健来到山西盂县调查时，侯巧良老人让家人离开，才说出了被强征慰安妇的苦难史，也揭开了当地圭村炮楼“慰安所”尘封了半个世纪的罪恶。康健发现当地多位老人曾被日军强征到圭村炮楼做慰安妇，她们侥幸逃生却大多疾病缠身，无法生育。老人十分激动，愿意随康健赴日作证。

郭喜翠和侯巧良是第二批起诉人，万爱花、南二朴等10人是第三批。至此，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引起了中日媒体前所未有的关注。

然而2001年5月，东京地方法院判决第一批起诉人败诉，法官并未认可强征慰安妇一事，驳回了中方的请求。2002年3月，东京地方法院宣布第二批起诉人败诉。判决结果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也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2007年3月18日，参与起诉的所有受害人等来了日本高等法院的最终判决。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不赔偿、不道歉，没有说明理由。但这次宣判，法官认定了受害者证词真实有效，日本强征慰安妇一事确实存在，这是历史性的突破。

至今，中国大陆受害者起诉的四件慰安妇索赔案，结果都是败诉，这是因为日本法律有免责理由：首先，百姓无权告国家；其次，事件发生超过20年就算过了时效，不能索赔；第三，日本法律有“国家无答责”一条，国家对公务员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免于赔偿。

康健没有放弃。她继续在天津、山西、海南等地做慰安妇幸存者口述记录工作，想尽可能多地保留证据。她把这次调查写成报告发布，很快就接到了法新社、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的采访要求。

如今，全国律师协会已成立慰安妇受害者调查委员会，打算用五年时间走访全国所有现存慰安妇受害者。

2015年8月18日，参观者在观看介绍慰安妇的相关图片。当日，为期19天的国际幸存慰安妇图片展在杭州开幕，展览共展出作者李晓方十多年来从中国、中国台湾、韩国等地调查的一千多位幸存慰安妇中的70位的图片及其使用过的实物五百余件，用铁的事实反映了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东亚各国人民犯下的法西斯罪行（图片提供新华社）

对日索赔20年，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一直用各种方式，为让日本人民了解侵略历史、牢记历史教训而努力着。大森典子的一段话也许能代表他们的心声：“我之所以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第一，这是正义的事，应该去做；第二，我是为了日本。只有认真反思过去，正确对待过去，日本才可能有长期的发展。”

康健也坚信，终有一天我们会取得胜利。这是历史运行的规律，也是人类进步的趋势。正义有时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王选
      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

如果说影视剧中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画面，让人感到的是恐惧，那么，历史上真实发生的731部队细菌战，更值得铭记和反思。在回望战争带给人们的伤痛时，和平时代的幸福弥足珍贵。

2002年，中央电视台评选出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其中给予一位女性这样的评价：“她用柔弱的肩头担负起历史的使命，她用正义的利剑戳穿弥天的谎言，她用坚毅和执著还原历史的真相。她奔走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诉讼之路上，不仅仅是在为日本细菌战中的中国受害者讨还公道，更是为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规则寻求支撑的力量。”她就是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同年度，王选被本刊评为海内外有影响力的“《中国妇女》时代人物”。

1995年，王选很偶然地了解到，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两个日本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部队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而那里，正是王选父亲的家乡，也是她曾经下乡插队的地方。这让王选想起小时候，听父亲讲述被鼠疫夺去生命的小叔叔临死前的悲惨情景。父亲痛苦而恐怖的神情，让她难忘。

自此，王选放弃了执教生涯和优厚待遇，执着地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不久后，她被推举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代表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追索赔偿。为调查取证，她常年奔波于中日之间。

王选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2002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确认，日本政府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及实施细菌战。长期被掩盖的真相，终于获得了认可，这是王选以及参与者们用多年的艰苦努力换来的。

只是，法院最终以中国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赔偿为由，不承认个人申请损害赔偿，驳回了诉讼团的请求。五年后，尽管代表团不断努力、坚持上诉，但日本最高法院还是没有支持他们。

官司失败，并没有让王选气馁。她将诉讼过程，看做是让世界了解历史真相的一种方式。她认为，民间索赔最大的意义在于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以战争中老百姓的角度，去了解和记录历史。

通过打官司，王选和日本各界人士有了很好的交流，并建立了广泛的互相信任。她让许多日本人看到了中日两国之间，通过正视历史走向和平未来的希望。

在王选看来，对于参与民间索赔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官司本身就是一个走向“和解”的过程，双方共同寻找这段历史，并将历史保存下来，以纪念受害者、教育后人。现在的日本人并不是当年侵略中国、犯下罪行的日本人，大家应该有道德地、有礼貌地、友善地与他们交往，以和平方式与他们对话。

如今，王选和曾经参与对日民间索赔的那些人们，仍在进行着细菌战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他们坚信，只有认识战争，才能真正守护和平。

万爱花
     血泪控诉还原真相

2013年9月4日凌晨，二战日军“慰安妇”受害作证的中国第一人万爱花，在山西太原家中离世，享年84岁。

老人们常常喜欢回忆，但是对于万爱花来说，回忆会让她窒息！噩梦般的往事常常让她悲痛不已。

万爱花4岁时，因为家境贫穷，被卖到山西盂县羊泉村做童养媳。1943年，年仅13岁的万爱花被侵华日军抓进盂县进圭村的炮楼，后遭多名日军不分日夜凌辱。其间，她两次趁日军不备逃出据点，但又两次被抓了回去，据点里等待她的是更加惨无人道的蹂躏。1944年年初，她多日不省人事，日军以为她即将死去，才把赤裸的她扔进附近的一条河里。幸运的是，一位老人发现了还有微弱呼吸的万爱花，把她救了回去。

那时的万爱花遍体鳞伤。为了养好伤，她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年。身体逐渐恢复后，她悄悄离开了伤心地。

万爱花再次回到羊泉村是1992年。一天，她收到一个叫张双兵的小学老师的来信，内容是：张双兵听说她受过日军的侵害，如果她愿意站出来控诉日军的暴行，就回来找张双兵。如果不想再提以前的事，就当没收到信。

原来，张双兵也是羊泉村人，他从未见过万爱花，只听村里的老人提起过。一次与村民的谈话中，张双兵听说了侯冬娥老人遭日军性暴力侵害的遭遇。看到曾因美丽被称为“盖山西”的侯冬娥现在可怜的样子，张双兵心里有说不出的气愤与悲痛，他决定为所有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的老人讨一个说法。于是，他给万爱花写了这封信。

收到信后，万爱花回来了。

1992年1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日本召开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万爱花作为中国大陆受害女性幸存者代表出席

当年1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战争受害国女性国际听证会上，万爱花指着自己身上的伤疤，亲口讲出了受日军残害的过程。她由此成为第一个公开控诉日军性侵害罪行的中国受害者。

此后，她曾先后七次前往日本参加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于1998年10月30日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给予赔偿。

然而，老人的血泪控诉得到的却是失望。败诉、上诉，再败诉、再上诉，直到2005年3月31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给出了结果——该法院只用不到一分钟时间，就驳回了上诉。

一直帮助万爱花的日本律师团来到太原，亲口告诉她这个结果。万爱花愣了好一会儿才开始嚎啕大哭，她不明白，既然悲剧发生了，要得到一句道歉怎么就这么难。

2013年9月8日，万爱花在自己的故乡山西省盂县的羊泉村下葬。万爱花曾说过，她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日本老百姓。生前，有一个日本女人要给万爱花赔偿道歉。但万爱花却说，这是上一辈人犯下的罪，跟下一代没关系，所以她不接受那个日本女人的道歉。

难忘恩情，呼唤良知

聂荣臻和日本孤儿，大爱无疆跨越战火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有一幅聂荣臻元帅和日本小女孩的合影。那是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晋察冀军区部队在聂荣臻的指挥下，向日军展开攻击。猛烈的炮击下，日方守敌加藤清利及其妻身亡，留下两个女孩，大的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

得知此事后，聂荣臻立即指示“孩子没有罪，将她们送到指挥所”。两个女孩到了指挥所，他亲手削雪花梨给大女孩吃，又疼爱地抱起小女孩，还让警卫员到村里找正在哺乳期的妇女给小女孩喂奶。此后，那个大女孩常常用小手拽着聂荣臻的裤腿，聂荣臻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他们在指挥所外合影留念，定格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1940年8月，聂荣臻在百团大战的炮火中，救下了日本孤儿美穗子

为了让两个女孩回到家乡，聂荣臻亲笔修书说明情况，把她们送到日军驻地。他在信中说：“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后来，小女孩因病离世，大女孩被伯父带回日本。

在信中，聂荣臻也表达了对和平的期望：“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为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事隔40年后的1980年，《解放军报》刊登了聂荣臻元帅和日本孤儿的照片，发表名为《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报道。日本的《读卖新闻》奇迹般地找到了照片里的日本小姑娘，已经长大成人的美穗子。

1986年5月5日，聂荣臻元帅在北京家中会见长大成人的美穗子  新华社发

在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下，美穗子携全家到访中国，受到聂荣臻元帅的接见。时隔多年与恩人重逢，美穗子百感交集泣不成声。她用额头轻触聂荣臻元帅的大手，表达她深深的感激之情。

美穗子说，一些日本旧军人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非常感动和惭愧，更加认识到了侵华战争的罪恶。聂荣臻元帅回答说：“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夜来芳菲李香兰，致力友好盼和平

2014年9月7日上午，日本前国会议员大鹰淑子辞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李香兰女士战后支持和参与中日友好事业，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

大鹰淑子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那个把《夜来香》唱成经典的歌手——李香兰。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大鹰是她丈夫的姓氏。因为酷爱汉学的祖父早年移居中国，1920年2月12日，她出生在辽宁奉天，就是现在的沈阳。

当时伪满洲国成立，表面宣扬“五族协和”，实际却被日本关东军掌控，民不聊生。对时局感到痛心的父母把中日友好的希望寄托在了女儿身上，让时任沈阳银行总裁的好友李际春将军认她做养女，李香兰这个名字就是李际春起的。

1943年，李香兰来到北平，就读于翊教女子学校，化名“淑华”。“淑”代表山口淑子，“华”则代表生于中国，希冀中日和平友好。因为天生丽质，精通汉语，又有美妙的歌喉，她被日军操控的伪满洲电影协会包装为中国歌手，唱中国歌，拍中国电影，迅速走红。

就这样，涉世未深的李香兰受中日亲善谎言的蒙蔽，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的“糖衣炮弹”，随波浮沉，身不由己。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曾经写信给她，说：“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

岁月变迁，和平是李香兰一直以来的期望

历史有时像一部让人意外的反转剧。日本战败后，红极一时的李香兰被作为汉奸判处枪决，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背叛中国，搞间谍活动”。幸好自幼结识的犹太裔朋友柳芭在得知她遭囚禁后，赶去她家找到了她的日本户籍证明。可当她证实自己是日本人、被无罪释放后，法庭内外的人们愤怒了。

面对群情激愤的场面，李香兰流着泪，用歌声表达了对中国的深情和忏悔。被感动的人们也用歌声告诉她，“让我们以德报怨”。

1946年2月29日，李香兰忍痛离开了养育她的中国，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与外交官大鹰弘结婚后，她息影从政，从1974年到1992年一直连任国会议员，其间多次访华，始终致力于让日本与中国重修旧好。友好的中国也总是张开热情的双臂，欢迎她的归来。

晚年的李香兰

1989年，李香兰出版了自传《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揭露了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愿望。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牺牲者，她还告诉日本青少年“这全都是事实”。

李香兰称日本为祖国，中国为故国。她说自己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她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或者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