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暖花开的5月，陕西省妇联举行了“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和以往维权要奔波很多部门不同，服务中心不仅提供信访接待、法律援助、心理咨询，还配备了医疗救助和安全庇护设施。从妇女走进妇联求助的那一刻起，就能享受到“一站式”服务，不必为了维权东奔西走。

下次打工，还来西安

维权服务中心揭牌没多久，就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在男友的陪同下向妇联求助。她叫马兰，是从甘肃来西安打工的回族人。在来西安打工之前，她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婚姻。

因为家庭贫困，马兰很小就辍学在家劳动，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不认识几个字。结婚之后，丈夫并不喜欢她。有一天，丈夫告诉马兰，他们已经离婚了，让马兰净身出户。原来，丈夫知道马兰不识字，就骗马兰跟他签了放弃一切财产的协议并进行了离婚登记。

马兰只好回了娘家。父母觉得她是被婆家赶回来的，对她有点嫌弃。她不想在家看父母脸色，就来到西安打工。她很快交到了男友，并经常住在一起。2011年3月，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男友知道后很高兴。

谁也没想到，4月的一天晚上，马兰发现自己下身有出血的迹象。匆忙中，她去了附近的一家民营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后认为是先兆流产，就给她采取了保胎措施。流血的情况停了没两天又出现了，她去民营医院问是怎么回事。医生说是保胎失败了，只好给她进行了一次刮宫手术。第一次没有发现胚胎，又做了第二次还是没发现。

马兰就去了妇幼医院。经过全面检查，医生发现她是宫外孕。现在发现已经晚了，错过了救治的最佳时间，只有连子宫一起切除才能保证她的健康。这个消息，对她和男友都无异于晴天霹雳。做完手术后，马兰终日以泪洗面。男友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来看她的次数越来越少。

马兰想，要是当初民营医院能及早发现她是宫外孕，她就不会遭受两次刮宫手术的折磨，更不会失去子宫，她决定去民营医院讨回公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男友后，男友很支持。他们去民营医院要求赔偿，医院的态度很强硬，只愿意赔偿7000元，多一分钱都没有。

无奈，马兰和男友来到妇联维权中心求助。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立即指派了经验丰富的维权志愿者葛春荣律师进行法律援助。

葛律师经常办理医疗事故的案件，她一拿到马兰的材料，就迅速做出了判断。民营医院的失误只是延误了病情，并不是切除子宫的直接原因，打官司耗时耗力而且不一定能赢。

于是，葛律师选择代表马兰和医院进行调解。经过反复协商，民营医院同意赔偿3万元，葛律师怎么努力都没法争取到更多。妇联在这个时候出具了公函，要求民营医院积极维护妇女权利，还表示要把处理情况通报医疗卫生等监管部门。在妇联的压力下，民营医院将赔偿金额提高到5万元。

考虑到打官司可能的结果，葛律师认为5万元比较合适。然而，一直代替马兰处理赔偿的男友却不同意。他坚持不接受调解，要求葛律师帮忙打官司，还说报纸上登过子宫被切除能获赔10多万元。

葛律师解释说，案件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但他始终听不进去。葛律师突然意识到，投诉后马兰再也没来过妇联。马兰的男友总是要求更多的赔偿，但问起马兰的身体状况，他的回答却每次都不一样。

这样一想，葛律师的心里突然一惊，马兰的男友该不会把赔偿占为己有吧？于是，她不动声色地假意表示要打官司，让马兰亲自来一趟妇联处理一些法律文件。第二天见到马兰后，她让同事支开马兰的男友，单独和马兰了解情况。

原来，马兰的男友已经结婚了，因为妻子没法生育,他才跟马兰在一起，他曾经答应马兰只要生了孩子就结婚。

马兰讲完这些，还愁眉苦脸地说：“我现在也不能生了，他以后还会跟我在一起吗？”葛律师也不好直接告诉马兰，男友可能会把她的赔偿占为己有，只好劝说马兰接受5万元的赔偿后回家休养，还叮嘱她以后一个人来妇联。

2011年6月，葛律师和妇联工作人员带着马兰去医院取赔偿款。葛律师给医院的工作人员讲了马兰的遭遇后，有些护士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包括院长、医生、护士等人又现场捐款5000多元。拿着妇联为她争取的5.5万元，马兰谢了又谢。

妇联工作人员询问马兰是回去找男友，还是打算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马兰想了想，决定听葛律师的建议回家休养。妇联工作人员就用维权基金为她买了一张火车票，送她到车站。火车即将离去，马兰握着妇联工作人员的手久久不能放开。她动情地说：“如果再出来打工，一定还来西安。因为西安有我能依靠的娘家人。”

陕西省妇联主席刘丽鸽（左二）、副主席冯屹（右二）及权益部工作人员接受锦旗

妇联办事，又快又好

今年8月，《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引起了社会热议。一个月后，就有一名抱着孩子的母亲来到妇联咨询新规定，要求法律援助。

这位年轻的母亲叫刘彤，孩子已经出生3个多月了，亲生父亲却从没有看过孩子一次，也没给孩子花过一分钱。是什么原因，让父亲不来看孩子呢？刘彤谈起了她和丈夫赵伟的复杂感情。

2007年，她在宁夏银川的一家洗浴中心工作时，结识了从西安来游玩的赵伟。两人一起游玩了几天，分别时也依依不舍。两地分隔反而让刘彤和赵伟的感情不断升温，这份异地恋在夏天开花结果，刘彤来到西安和赵伟结了婚。

结婚不像恋爱那么简单。生活在一起，刘彤才发现丈夫年幼丧父，婆婆一手拉扯这个独子长大，对他百般溺爱。她能容忍赵伟的娇生任性，但婆婆总是对她百般挑剔，不是嫌弃她年纪比赵伟大，就是嫌弃她以前在洗浴中心工作……每次都会引起家庭大战。

只过了一年，刘彤就和赵伟离了婚，租房子搬出来住。她心里对赵伟还是有一份情谊，赵伟经常来找她，有时还会住一段时间。其间，为了资助赵伟做生意，刘彤还借了几万元积蓄给他。就这样说不清道不明地又纠缠了一段时间，刘彤和赵伟在2009年底又复婚了。

复婚后，刘彤仍然在外面租房居住，赵伟也是隔三岔五地回来一次。自从她怀孕后，赵伟来的次数就少了，刘彤也听说他有了别的女人。在她怀孕5个月时，赵伟就再也没来找过她，打电话也是随便敷衍几句。

刘彤来西安后，工作断断续续，又借给赵伟很多钱。2011年6月生下孩子后，她实在无法独立抚养，几次向赵伟要孩子的抚养费，他都说没有钱。她去了几次法院，但法院说他们还没有离婚，没法判孩子归谁养，抚养费由谁出。她还去了一些法律机构和信访部门，都没有什么结果。

最近，刘彤听说婚姻法的新解释规定了婚内也可以要抚养费，她特意来妇联咨询，希望能获得法律上的援助。妇联工作人员立即指派了维权志愿者薛永谦律师，免费代理刘彤打官司。薛律师去立案时，法院对刚出台的规定还有些拿不准，在薛律师的积极争取下才确定立案。

薛律师以前在法院工作过，了解法院的工作方法和流程。他认为，刘彤和赵伟的感情复杂，如果让法官来判决，时间长不说，效果也未必好。如何计算婚内抚养费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法官会参考离婚要抚养费的规定，按工资的30%来计算。因为赵伟没有稳定的工作，西安的低保标准就视同他的工资，刘彤每月只能争取到最多200元的抚养费。

对于刘彤来说，最好的方法还是由法官来调解，只要双方同意，调解的数额是没有限制的。此外，孩子生下来后看病花费的6000多元，薛律师也一并提出要求，希望赵伟承担一半。

到了调解的那天，赵伟声称自己既没有工作也没有钱，一副耍赖到底的样子。薛律师见状有点急了，质问赵伟：“是你的娃你怎么能不养？”他认为赵伟因为感情问题，逃避作为父亲的责任。

在法官的劝解下，赵伟最终同意承担孩子看病后花费的一半费用，从孩子出生起算，每月给刘彤600元抚养费，一直到孩子18岁为止。

刘彤自己东奔西跑折腾了几个月都没结果，妇联的薛律师只用了一个月就为她拿到了抚养费，她不禁赞叹：“妇联办事真是又快又好！”因为刘彤和赵伟多年的感情纠结，她的情绪一直不稳定，妇联还指派了心理咨询师多次对她进行开导。她也渐渐看清了这段婚姻，打算等孩子大一点之后，就和赵伟离婚。

其实，妇联维权服务中心从2009年试运行以来，每年能处理2000多件各类咨询，已经为70多人提供了医疗、安全庇护等救助。陕西省妇联权益部部长宁焕侠介绍，妇联维权中心不仅把为妇女儿童提供服务的部门都整合到了一起，还摸索出了“一站式”服务的经验和方法。她们的经验在于三个结合，即维权与维稳相结合、依法维权与多种形式维权相结合、个案维权与源头维权相结合，就能用最经济、最简捷的方法让妇女儿童获得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