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日，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女童保护项目主办的“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在京召开。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应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加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呼吁加强对未成年人社会监护制度建设，填补法律法规制度空白。

据悉，“女童保护”是全国百名女记者共同发起的公益项目。在cctv2014年度法治人物评选中，该项目荣获“年度最具网络人气奖”。

《2014年儿童防性侵教育及性侵儿童案件统计报告》发布

每天1.38起性侵儿童案

座谈会上，“女童保护”项目发起人之一、京华时报记者孙雪梅发布了《2014年儿童防性侵教育及性侵儿童案件统计报告》，报告由“女童保护”项目根据2014年媒体公开报道以及项目开展问卷调查情况撰写。

报告显示，2014年以来，性侵儿童的恶性案件在全国各地呈持续高发状态，媒体曝光数量急剧攀升。

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被媒体曝光的案件高达503起，平均0.73天就曝光1起，也就是每天曝光1.38起，是2013年同比的4.06倍。这意味着儿童防性侵的现状依然严峻，也说明了社会各界和舆论对儿童安全的关注度有了大幅度上升。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公开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而且农村受害人群会更多。这些数据都说明关注儿童安全的高度必要性。”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救助管理处处长倪春霞在发布会上说。

“这些数据非常触目惊心。”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刘晓静表示，她和绝大多数家长一样，此前也几乎没有对孩子普及防性侵教育，“期待今后的学校能够多做一些工作。”

政协委员朱征夫发表观点

 “两多发”和“两薄弱”

报告分析指出，近年来我国性侵儿童案件中，广泛存在“两多发”和“两薄弱”的现实情况：“家长、学校及社会各界监护缺位下的临时起意多发，熟人犯罪多发；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儿童安全监护薄弱，农村地区儿童安全监护薄弱。”

2014年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件，在监护缺位前提下、施害者临时起意的性侵儿童案件为272起，占54.08%（公开报道中未提供相关信息的未统计在内）。熟人犯罪有442起（公开报道未提及双方关系的未统计在内），占总量的87.87%。被公开报道年龄的受害者中，11~14岁的小学高年级学生受害人数不仅不低于小学低年级，反而略微超出。农村地区无疑是未成年人监护缺位的“重灾区”。

“受害最大的，主要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群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主要原因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法治进程存在很大错位，经济发展了，儿童保护的文明意识、法治没有跟进。”

半数以上家长未对孩子进行防性侵教育

2014年，女童保护项目对北京、山东、浙江、江苏、吉林、湖北、贵州、云南、广东、黑龙江、广西、安徽、福建、甘肃、四川、重庆、河北、辽宁、山西、河南等21个省市城乡地区的3482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参与调查的1346名男生、2136名女生中，仅有20.0%的孩子知道什么是“性教育”，48.3%孩子不知道何为性教育，31.7%的孩子选择“似懂非懂”。受访孩子的父母职业依次为：26.1%是在外打工者，24.8%是个体户或商人，13.0%为农民，6.0%为公务员，4.8%为教师，其他占25.3%。

在337名受访家长中，对孩子进行过性教育的未超过半数，占48.6%，没有的达51.4%，32.5%的家长从未向孩子讲过预防性侵害的知识。

民政部社会事务管理司倪春霞发表观点

呼吁一：加强儿童防性侵教育填补空白

在“女童保护”项目访问的394名教师中，49.7%从没有对学生开展过性教育，开展过一次的占12.6%，两次的占12.6%；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占25.0%。

对于没有开展过防性侵教育的原因，64.3%受访教师选择“不知道怎么讲”，32.5%选择“学校没有这样的课程”，选择其他原因（包括“个人不好意思”、“家长会抵触”、“上级没有要求”、“当地接受不了”、“没想过”）的均仅为0.6%。

但当问到“如果现在给您‘性教育’或‘预防性侵害知识’的教材，您能给学生讲授吗？”99.7%的教师选择“能”，这一比例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约8%。

2013年9月，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要通过课堂教学、编发手册等形式开展性知识教育，教育女学生了解预防性侵犯的知识，遭遇性侵犯后懂得如何寻求帮助”。

“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经过专家撰写、科学论证的全国性防性侵教材教案，这一领域在全国性仍停留在空白。因此，虽然广东等地方教育部门陆续出台了性教育或防性侵的读本，但仍缺乏权威性、标准性、可推广性。”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第一中学校长李一飞说。他建议，应尽快研究出台全国性的权威防性侵课本、教案，填补教案空白。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刘晓静建议，将儿童安全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体系，让“安全教育第一课”作为小学新生入学第一课。

“女童保护”项目发起人孙雪梅介绍说，根据“女童保护”志愿者在贵州、云南、北京、广东、湖北、福州等省市小学讲授防性侵知识的实践经验，小学生容易接受相关防范知识和方法，起到有效预防性侵危险的作用。而“女童保护”项目在结合国内外儿童防性侵经验、成员多地试讲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教案。经过10多名性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律界、一线专家的多轮建议、修订，历经半年时间40多次修改，最终完成了《女童保护防性侵教育小学标准教案》，她强调说，这份教案可作为一个教案样本，免费提供给各地授课，同时提供相关培训。希望能为全社会的儿童防性侵教育做一些贡献。

针对“两薄弱”的普遍问题，李一飞呼吁教育部门，不要忽视向家长、教师群体普及培训未成年人防性侵基础知识。“从整体机制上鼓励、推动学校及教师开展未成年人监护相关领域的活动、调研走访。”

呼吁二：废除嫖宿幼女罪   建多重监督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委员强烈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并入强奸罪”。

2014年全国两会上，朱征夫委员也提出废除嫖宿幼女罪的提案。全国人大已给予了积极的答复，但法律的修订有一个周期。朱征夫委员建议各地妇联、街道办等组织部门，从行动上加大对社区留守儿童、外来务工子女等弱势群体的关注。“比如在其监护人不到位的空白时间段，设立多名成人专人在场管理的社区未成年人临时托管点，由社区自身、行政部门、未成年人监护人三方共同出资维护。”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雪梅表示，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后，各省掀起修订法规的高潮。一些省规定了针对教师的“发现性侵儿童情形强制报告义务”。但我们遗憾地看到，10年后，法规依然难以落到实处，因为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缺少强制性。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呼吁，建立多重监督体系，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对家长、教师等监护人的监督。

“制度建设是第一位的，要建立一套对孩子侵害行为的快速监测、热线报告、评估、帮扶的监护制度。”倪春霞表示。她介绍，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政部门有一定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就可以代表国家来履行监护义务。

近年来我国还有多起亲生父亲、继父性侵子女的极端事件被曝光。现行法律中虽然有剥夺父母监护权的相关条款，但在如何执行上缺乏具体规定。

2015年1月，江苏徐州一名父亲性侵10岁亲生女，地方民政局申请撤销了其监护人资格。这也是我国1月1日颁布实施《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以来，全国首例申请撤销监护权资格案件。

“这是一个好的开头。”朱征夫建议加强未成年人监护行政监督与司法裁判的对接机制，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的转移。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严重伤害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

全国人大代表李一飞建议民政部门尽快探索、建立剥夺监护人监护权后的未成年人的安置问题。“如仿照国外已有成功实践经验，成立由独立第三方社会组织运营的福利性质非盈利机构。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鼓励、培育服务社区的第三方社会组织成长，并适当考虑购买第三方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