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苏、齐淑容夫妇合影

山河破碎，何以花好月圆？八年抗战，相思天各一方。一对红色恋人张苏和齐淑容，经历了21年的漫长恋爱……

张苏和齐淑容相识于1928年。一个是北平三中的教员，一个是女师大的学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为了躲避反动当局搜捕，两人分别来到党的秘密据点——北平宣武门内观音寺公寓避难。之后，他俩在一起从事地下活动，萌生爱情。因为爱得太深，都担心一旦自己遇难会给对方造成致命的打击，为了不连累对方，都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国难当头，依依惜别渭水边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苏到西安，以陕西省政府秘书的合法身份，从事红军办事处与省政府秘书长亦即杨虎城重要谋士杜斌丞先生的联络工作。

1937年7月，战争阴云笼罩着北平城。张苏放心不下留在北平的恋人齐淑容，他安排好公务，登上了北上的火车。途中，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汉铁路不通了。张苏费尽周折来到齐淑容姐妹身边。7月24日，平汉线上偶尔通了一次车。张苏挤得满头大汗，搞到了三张火车票，三个人硬是从车窗挤上了列车。

车到保定，姐妹俩不放心在武汉避难的妈妈，转道去武汉接母亲。于是，张苏先回到西安。十天后，当齐淑容母女三人赶到西安时，张苏已在附近的三原中学为姐妹俩谋得了教师职位。

两人的情缘，瞒不过齐母的眼睛。她催促到：“都不小啦！还等什么？兵荒马乱的，成了亲，在一起有个照应，冲着天地叩个头吧！”

这时，张苏36岁，齐淑容30岁，正当这对相恋九年的情人准备结婚时，党内发出通知：共产党员要做好上前线的准备。于是，两人约定抗战胜利再结婚，就在渭水边依依告别。

宋庆龄（左四）与张苏（左三）、齐淑容（左五）等人在张家口

沙场点将 周恩来指派“游击县长”

张苏与齐淑容分别后，与八路军高级将领来到太原，周恩来沙场点将：“蔚县尚未失守，二十九军即将南撤，由我八路军接防。张希贤(张苏原名)同志，你立即出发，去蔚县当县长！”

军令如山，张苏坐上一辆军用吉普飞驰蔚县。谁知他还没到蔚县，蔚县失守了！他这个空头县长只得跟随部队行动。八路军打到哪个县，他就在哪个县当县长。因此，人们称之为“游击县长”。万事如麻，工作稍有头绪，他就想起齐淑容。

平型关大捷之后，祝捷的锣鼓声中，他给她写了一封信。寥寥数语，电报似的简告胜利喜讯，并告诉她，他改名了，叫张苏。

齐淑容接到了来信，和同事们分享喜讯。“他上前线啦，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战！”全校师生纷纷向她祝贺，托她代向前线将士问好。回信写好了，她满怀激情地跑向邮局，但通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邮路被切断了。

“游击县长”张苏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日本侵略军的恼恨。驻蔚县的日本司令官给张苏写了封劝降信，信中还写明了联络暗号、投降路线和接应地点。

张苏一气之下，给鬼子回了信。信中历数了日本侵华的种种恶行，严正立场：“老夫傲骨天成，不为物移，度外生死，浮云富贵，但愿为国捐躯，此外不暇计也。我有财产，任尔没收，我有家室，任尔杀戮，阁下之苦口婆心，但博老夫一笑尔。”落款是：“大中华民国抗日战士张希贤。”

聂荣臻司令员见信，指示《抗敌报》总编辑邓拓同志加按语，公开发表。日寇从1938年8月23日的《抗敌报》上看到这篇《答日本伪蔚县警备司令官书》，咬牙切齿地四处搜查张苏的妻子儿女，寻找他的私人财产，结果一无所获。他们无法相信，一县之长竟然没有私产，没有妻儿家室。

邓颖超举荐 执掌难童保育院

重庆远郊，雨夜如炭。依山傍水的松溉镇上，有一个战时难童保育院。

保育院在山顶上的东岳庙内。齐淑容院长的办公室也是她的宿舍，一张单人木床紧挨着她的办公桌。

渭水分手后，她全身心工作，悄悄藏起心底的思念。一件心事像巨石压在齐淑容心头。原来她大学毕业那年，由于白色恐怖，她的组织关系断了。到西安后，她找过八路军办事处，到过安吴青训班，都因种种原因未恢复。就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那样六神无主，她不愿成为囿于一隅而脱离政治的普通教师。

这时，邓颖超到了重庆，正在与宋美龄、李德全、史良等巾帼领袖们一道，发动各界人士，落实统战工作。她身边有个叫张晓梅的，曾是北平地下党成员。齐淑容来到重庆投奔了她，邓颖超听了汇报后当即表示：“你来得正好。党籍的事以后再说。目前，你在党外比在党内对党更有利。”邓颖超推荐她当了中国抗战难童保育总会直属第六保育院院长。

当院长第一天，齐淑容就宣布：“取消教师灶，从我开始，直至每一位员工，一律跟孩子们一块就餐，不得半点特殊；老师除了教文化，还要给孩子们补衣服、捉虱子；半夜要叫他们撒尿，哪个班的孩子尿了床，哪班老师烘被子；不准打学生，谁打开除谁！”

国难日见加深，难童越来越多，东岳庙大小堂舍很快住满了，又将镇上的观音阁辟为新点。这么多孩子要吃要穿要治病要读书，开销相当大。而拨下来的这点经费，买了柴米油盐，只够买粉笔了，齐院长带领大家动手，养猪、养羊、种菜……

保育院里有一名难童来历颇为传奇，他父亲是抗日军队的一位侦察员。执行侦察任务回到家乡，刚走进村子，敌机来了。几分钟之内，村庄化为废墟，很多人被炸死了，一个10岁的孩子在浓烟中哭泣。侦察员走过去一看，“这不是我儿子吗？”

父子俩抱头痛哭。为父的军务在身，不得不横下心来，将孩子绑在村头的大树上，孩子口袋里留了一封信：

“在此国破家碎之际，抗日战士难顾家私。现我孤注一掷，将儿缚于树身，以待命运发落。你若是鬼子、汉奸，你就结果了他，我可以毫无挂牵地与你们殊死相拼了；你若是有良心的中国人，你就收养他，或者把他交给国家，我永世感激，即便死于九泉，也要报答你！”

这孩子总算命大，遇上了好人，送到难童保育院来……

宋庆龄（左二）与张苏（左五）、齐淑容（左四）在张家口

鸿雁传情 毛主席批转“情书”

战事日紧，张苏与齐淑容已久不通音讯。思念的野马，在恋人的心中奔驰。齐淑容早就想给他写信，可信寄向何处？一天她突然灵机一动想到，抗日根据地的连结线一定握在毛主席手中，这种凝聚力是任何强大之敌也摧不垮、打不烂的。

于是，她在信封上写到：“延安毛泽东主席转张苏同志”，在发信人栏内只写了“重庆”二字，以免被特务发现那个“隐蔽的港湾”。

这封信，张苏居然奇迹般地收到了。那一天，时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实业处长的张苏去聂荣臻司令员那里汇报工作。一进门，聂老总就高高兴兴地对他说：“哈哈，老张呀，好消息，你那老齐来信啦，还是毛主席转的呐！”

张苏不相信，说：“老总，您又开玩笑了吧？”

聂荣臻一拍双手说：“这回可是真的。毛主席还在信封上批了字呐，你看！”

张苏接过信一看，信封上果真有毛主席的“聂转”二字。张苏转身跑出去躲着看信去了。这封信将矢志抗战到底的两颗心拴得更紧了。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张苏在张家口，担任察哈尔省省主席，这是共产党政权史上首届三位省主席之一。齐淑容则遵照邓颖超的指示，从重庆回北平，从事中共地下党活动，为我军解放北平默默地贡献力量，公开职务是北平自忠小学校长。三年中仍与张苏未见一面。直到1949年农历正月十七，苦恋了21年，时年49岁的张苏和43岁的齐淑容终于喜成眷属。解放后，张苏担任最高检院副检察长，齐淑容仍继续她的园丁工作，在北京东直门中学当校长。

姗姗来迟的喜庆花使他俩的人生之树失去了挂果佳期。他俩虽然没有留下亲生儿女，却给世人留下了一首令人崇敬的真爱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