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一家人
著名作家蒋子丹
自从迁居海南岛,我总有一种与亲人失散的感觉。深夜失眠之际,曾把整个岛屿想象成一条大船,正载着我漂向不知终程的远方……
怀念——母亲的礼物
又是一个新年,我不能从千里之外回到湘江之畔的故里去,只能让我的思念去探望母亲,去看看那座青草业已十几度枯荣的坟茔。
窗外,一切与节日有关的喧闹全都退去了,有的只是寂静中与母亲重逢的温馨。从她离我而去的那个新年开始,我年年都收到她给我的一份无形无声的礼物,这是一份将使我的生命一年年丰厚的馈赠,这件礼物的名称叫怀念。
1996年的平安夜,我的母亲去世了。在那个处处闪烁着圣诞树彩灯,回响着祝福歌声的夜里,我亲手把母亲推进了殡仪馆的冷藏柜。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母亲不可能跟我一块走入下一个年程了。可是我还得走。
家于是也在这个空旷的新年里变得空荡荡。我和母亲一同喂养了八九年的老白猫,在母亲紧闭的卧室门前转来转去,喵喵叫着。它不明白,那个每天坐在轮椅上,受着病痛的折磨,还总是强撑着逗它玩,关心它吃喝拉撒的慈祥老人,为什么不管它了。
我把咪咪抱过来,一百遍对它说,那屋里没有人了,她走了,不在了。白猫睁大眼睛看着我,目光里充满着疑惑,然后固执地挣脱我的怀抱,再一次回到那扇紧闭的门前去,趴在那儿一动不动。
七天以后,我走入了1997年,第一个没有了母亲的新年。
没有了母亲的新年,空旷如暮色里正落着雪刮着风冰凌在衰草上格格结着冻的荒原。似乎什么都被母亲带走了:热气腾腾饭食可口的家宴,围炉而坐兴致盎然的长谈,相互对视中从容会心的微笑,以及祈盼来年事事如意的好心情……四十多个新年,母亲从不会忘记给予我的一切,她都给带走了。
1997年的元旦,我和老白猫对望,共同守护着关于母亲的记忆。
在病危的时候,母亲曾经嘱咐过我,叫我把她的骨灰送回湖南去。在远离故土的海岛上,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属于她的那方旧门墙。那间位于长沙市一条僻静而繁荣的街道上的普通公寓,曾是我永远不会厌倦、时时期待着要去投奔的地方。
多少年了,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冬,是清晨还是夜半,只要我敲响那扇门,都会有母亲朗声的应答在等着我。假如哪一次没有来应门,那就尽管到通往菜市场的路边去迎候吧。果然不一会儿,母亲的身影就从那个小街口上转了过来,一方咖啡色毛围巾,一袭黑呢子短大衣,一篮子沉甸甸的菜蔬,还是日渐佝偻了的背影和日渐迟缓的步伐。
1998年新年将临之际,我捧着母亲的骨灰,又敲响了那张油漆斑驳的旧门。一锅一碗一桌一椅,甚至连椅子上的由母亲亲手缝制的绒布靠枕,都依然如故。所有的一切都没改变,而母亲却成为了遥远的记忆中,一个朦胧而温暖的影子,可望而不可即。我对着那个小小的红木盒子说,妈,咱们回家了。
1955年,我家的六个孩子
多想三哥回身向我招一下手
母亲走了,她的六个儿女中唯有五零没有前来为她送终,甚至于母亲去世的消息,五零直到一年之后才知道。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五零是一个特殊的成员。
五零排行第四,出生于1950年1月1日,大约觉得他生日凑了过年的巧,父亲就以年份作了他的名字。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赶上父母随当年聚居在香港的一批文化人急匆匆投奔刚在北京建都的新中国,坐海轮绕大弯漂了十一天才到岸。母亲吐得昏天黑地,一点东西也不吃,自然影响到五零的体质。等到五零一岁多时因患大脑炎成了弱智的孩子,母亲就说这全是坐海轮的结果。
我跟五零的密切关系始自我上小学那年。开学第一天,母亲交给我两个书包,一个是我自己的,另一个是五零的。其时长我四岁的五零已经读了三个一年级,仍然不得不跟我同班同座。整个小学期间,五零差不多像我的影子似地跟着我,以他高我一头的身体和矮我一头的智力。
随着青春期的来临,五零渐渐变得难于管理,当他发了脾气,连父母他都恨不得下手去打。可是非常奇怪,他从来没碰过我一下,他攻击别人的时候,我上前制止,他会在狂躁中理智地避开我。
1973年,父亲去世了。在父亲濒死那天,并未被告知实情的五零突然跑去医院。住院部的门房阻止他入内,他便在那里大闹起来,对围观的人们反复说着一个谁也听不明白的比喻:一个篮子挂在钩子上,现在钩子断了,篮子掉在地上,没人管了。父亲的死把一个深深的情结埋进了五零心里,以后多少年,五零看电视,只要有人哭爹哭妈他总要跟着哭,还三天两头问我,要是以后老妈也不在了你会管我吗?我说,当然会管你。没想到他并不放心:假如你也死了怎么办?我哭笑不得地回答他,那就要看你的运气如何了。五零懵懵懂懂看着我,脑子一时拐不过弯来。
结婚之后,我们没有申请单位的房子,倒是让我丈夫做了入赘女婿,为的就是照顾母亲和五零。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年,五零隔三差五总有些惹麻烦添乱子的事,但总有人管着他让他心安。
后来的情形就有些变化,五零被组织上照顾,在父亲的单位上领一份薪俸,好歹也成了个有工作的人。1988年我们夫妇一同离开家乡来海南工作,五零自然不能同行,于是五零成了母亲的心病。母亲身体尚好的时候,以她的年迈之躯往返于湘琼两地,等到她自己也因脑血栓瘫痪之后,就只有在海南的病榻上挂记着五零了。母亲去世的头一天,突然接到五零的电话,帮他打电话的同事告诉母亲,五零在机关里到处央求人帮他拨电话,非要跟老妈通话不可。母亲问五零是否有什么事,五零又回说什么事也没有。第二天晚上母亲因急性衰竭猝死,五零这个非打不可的电话就更让人觉得神秘,莫非在我们常人对母亲的突然离去毫无准备的时候,五零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为了使五零能平稳地度过母亲去世这一关,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进行铺垫:先说母亲生病了,再说她瘫痪了,然后说她病危了,直到母亲周年忌日将骨灰移送故乡之前,才将真相说明。五零此时表现出的平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没有发问也没有大哭,好像早就知道人们一直在瞒着他。他不声不响地守着母亲的骨灰,一点儿也不像平常那样出出进进走来走去的。骨灰安葬的时候,不见五零在墓前,四下找时,才发现他远远地躲在一棵松树后面,哭得涕泗横流。
没有了母亲,五零心理上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早早晚晚他在机关院子里游魂一般地徘徊,无论严寒酷暑,当着风还是淋着雨。每次我回去,五零总是问:你退休以后会不会搬回来管我?我说,当然会。他马上说,那你什么时候退?五零问我的时候,眼睛总是紧盯着我并且充满希望,但一看到我说不出退休的具体日子,旋即便把目光暗淡了。每逢此刻我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难过和内疚,我的确答应他要在母亲去世以后照看他,如今却无法应诺。一次次相见,我清楚地看到他在持续消瘦,头发正渐渐灰白,背开始佝偻,行动日益迟缓。虽然带他去体检没检出任何毛病,但我总被一种不可言传的担心压迫。一个月前我又一次回去看他,告别之际我对他说,你要保重身体减少抽烟,好好在这儿等我退休回来。五零点着头,眼睛并不看我,直着脖子义无反顾地走了。我多希望他回身向我招一下手,可惜没有。
快80岁时的母亲
童话里的月亮每天都是圆的
大凡人一清闲就爱东想西想,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爱回想往事,尤其想念母亲和同胞手足。我们兄弟姊妹六个,阵线拉得很长,最大的哥哥和最小的我之间相离十六七个年头。我满周岁那天,全家六个孩子有一张合影,我整个被大哥捉在膝上,露着两颗刚长的乳牙嘻笑,而大哥已经地道是个英俊青年。也正因为我小成这样,故而自幼备受哥哥姐姐们爱护。
而今我们山南海北,京广铁路广州——长沙——北京,好像父母的血脉长藤联结着哥哥姐姐。我用这样的想象解释我与亲人离散的感觉——原来我跟他们压根儿不在同一块陆地上生活。
小时候,看过一本关于蒲公英的童话,知道蒲公英的种子一俟成熟便会撑着小伞漫天飘荡就地安身。细想起来,父母亲真像一株蒲公英草,兄弟姊妹真像毛茸茸的草种子。我们曾经聚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命运之风将我们吹散,去别处生根立命。每到年节,我给哥哥姐姐们发明信片,爱用一句似乎并不贴切的祝辞: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记得读那本童话的时候,我还不怎么识字,大部分章节是由哥哥姐姐给我讲述的。童话里的月亮,每天都是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