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我觉得太幸运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工作者要“服务国家，造福人民”，我想说：总书记的要求，我做到了！

次旦央吉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眼科中心主任，2020年获评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

藏区眼科医生的“好”

“一定要做眼科医生！”这是外婆对我的期望。西藏地处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紫外线极其强烈，是眼部疾病的高发区，特别是白内障，很多农牧民因此双目失明。能帮他们重见光明，看到他们的笑脸，是多么幸福的事。

那时候，我经常随医疗队下乡巡诊。山路崎岖蜿蜒，忽而悬崖峭壁，忽而密林挡道。我们的车像极了吉普赛人的大篷车，车上除了手术需要的器材、药品，还有蔬菜、粮食，还要带上高压锅、菜刀、菜板等厨具。一个流动的“食堂”，司机师傅和麻醉师就是我们的厨师。有时还要带上发电机，因为偏远地区不通电，白天用发电机发电做手术，但夜晚要在烛光下整理资料。

很艰苦，也很快乐，尤其是拆下纱布的那一刻，每个人的感谢都是发自肺腑的。他们总要拉过我们的手，将额头紧紧贴上去，嘴里喃喃地念着：“恩吉拉，吐几切！（医生，谢谢啦）”，那一刻，我总会泪湿眼眶，它让我感到了职业的崇高。

患者们总是很期待地把自己交给医生：没事，只要能让我看见自己的碗就好。或者说能隐隐约约看见一条路也行。这些话听得我心里发酸，如果患者能在当地及时就医，不仅可以防止病情发展，还能省去外出求医问药的路费。于是我给自己立下志愿：让患者不出藏区就能看病。

眼中“光源”心中希望

成为眼科医生之前，我学的是藏医，而治疗白内障采用的是西医外科手段，对我来说“转身”是个不小的难题，但我相信：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只有战胜不了困难的人。

我从零开始。1990年，我到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学习，刚去就闹了个大笑话：不会用显微镜。带我的老师很惊讶。虽然尴尬，却也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1995年，我又获得了去尼泊尔眼科中心学习的机会。当时孩子才4个月，我一狠心，把孩子留给了父母。正在哺乳期，突然断奶，我觉得特别对不住孩子。老师用英语授课，为了消化学习内容，我就用最原始的笨办法：一般内容用汉语做标注，专业词汇用藏文做标注——因为专业词汇要用英语讲出来。大概没人能想象我是这样学英语的，现在再翻那些笔记，真如天书一般。

两个月后，学习归来，孩子不认识我了，一见我就躲。但这次学习确实提高了我的专业能力。

在玉树，我接诊了一个6个月大的患先天性白内障的婴儿。孩子的手术很成功，当用手电筒验光时，孩子挥着一双小手向光源扑来，现场所有的人都为之欢呼，孩子的父母更是泪流满面。

在日喀则，有位老妈妈同时患白内障和角膜白斑，经过治疗，视力恢复得比预想的好。她高兴地拉着我的手，一定要认我做干女儿……

每个重见光明的时刻都让我感动。带着这份感动，我几乎跑遍了整个藏区，饿了吃糌粑，渴了喝凉水，有时住车上，有时睡帐篷，为患者实施了近3万例白内障手术，复明率99%。对于医者来说，还有比这更欣慰的吗？

做一只科普的领头雁

有些病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病能治，因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期。2007年，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用藏语开设眼科疾病的治疗与防治专题讲座，我应邀成为第一位“空中诊所”医生。随着科普的深入，老百姓对眼科疾病的认知明显增加，从之前的“不用治”到后来的“主动治”，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

培养乡村医生也很重要。我读到一本美国医生写的眼科专著，通俗易懂，便和同事朗杰合作，把这本书译成了藏文。2001年，这本名为《发展中国家的眼保健》一书正式出版，成为藏区乡村医生的培训教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我是党和国家培养的眼科专家，为患者服务是我的责任。我愿做一只领头雁，带着大家一起飞，继续为藏区百姓提供更温暖、更优质的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