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团:土地可以长出一切
在公益慈善领域,杨团是绕不开的人物,她长期致力于社会保障、慈善公益与非营利组织、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社区公共服务、老年人长期照护等领域社会政策研究,她的政策建议是从大地上的行走、从农民们的生产生活中“长”出来的。
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75岁的杨团一头干练短发,皮肤光洁白皙,目光炯炯有神,浑身散发着英气和胆识。她靠在沙发上,略带思索地回溯着过往,珍贵的回忆、难忘的经历、漫长的坚守,犹如清涧溪流蜿蜒流淌。
老百姓是最好的保护伞
“我在坎坷的少年时代找到了最好的保护伞,不是父母,而是农民,是老百姓。”
杨团出身于革命家庭,父亲杨述、母亲韦君宜都是清华大学学生,在“一二·九”运动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奔赴延安。在血与火的淬炼中,他们经历了思想蜕变,认定一生要为中国老百姓服务。而中国老百姓里最大的群体就是农民,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广泛的人民革命,农民是参与这场革命的主力军。因此,他们始终视农民为友,到北京后与老区的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干部还保留着亲人般的情谊。这些都很自然地影响到女儿。从小学毕业那年起,每年暑假,父母都会让杨团到农村生活一段时间,短则十几天,长则一个多月。当年的杨团个子不高,但从不胆怯,和农民一起劳作、吃饭、休息。在十几岁的年纪,摇动辘轳把水桶沉入水井并拉上来是极难做到的,但她认为这是自己必须做到的,所以她不仅学会了从井中取水,还学会了挑水。
“我就觉得天底下最好的人是农民”
厚重而坚实的土地回馈辛劳耕作的农民,也给了杨团温暖而柔韧的力量。
1966年,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16岁的杨团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困境。这时,曾经的农村生活给了她力量,她决心像革命先辈一样重走长征路,锤炼革命意志。那年冬天,她从北京出发徒步走到延安。一路上,得到很多农民的帮助。“从那时开始,我就觉得天底下最好的人是农民。因为只有农民不在意你是什么出身,他们天然地爱护、亲近所有的孩子,他们的淳朴善良让你永生难忘。”
19岁那年,杨团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去了云南农场。当地生产队的农民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制作一批木床,让下乡的青年居住。在云南农场生活的3年半时间里,杨团要求自己什么活儿都会干,什么活儿都能干,做最“全面的人”。她学会了犁田、耙田、栽秧、割稻、打猪草,连在食堂拿大铲子炒菜、在婴儿室带小孩都会干了。
远赴贵州丹寨县考察调研
在讲述自己与农村、农民的密切关系时,杨团谈到从不把农村看作一个领域,而是把它看作土地,看作家国。说着,她用一只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又用另一只手重复做了向上生长的动作。她说很多人觉得她涉足的领域庞杂无章法,但事实上,最富有生命力的土地上什么都可以生长,可以长社会政策,可以长公益慈善,可以长老人服务。
如果将公益比作土地,那么杨团就是播撒种子的人。
因为做农村研究,杨团常年行走在田间地头,足迹遍布了大部分乡土,但当我们问起她对哪片土地感情最深时,杨团却毫不犹豫地回答:延安。
2001年,杨团作为中国社科院参加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去延安学习考察。从第一次步行至延安到第二次去延安考察,时间已经过去了35年,但延安依旧是她印象中的样子,宝塔山耸立于延河之滨,仿佛诉说着革命往事,建筑还是几十年前的模样。杨团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使命为延安做点什么。这成了后来支撑她在农村发展这条路上坚持不懈的动力。当时,她针对延安农村进行了包括经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全面调查,发现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生病致贫是普遍现象。
一个试点往往需要反复考察和跟进调研
2002年,杨团开始在延安洛川县做第一个医疗合作社试点,这就是后来的“洛川实验”。从那时候起,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农村,没有离开过农民。经常有人说杨团怎么又跑农村去了,她便回答:因为农村最广阔,也最需要关注。
当时国家发布了新型合作医疗文件,要求每个农民交10块钱。但是这笔钱不是用来解决农民小病小灾的,而是用来解决大病的,但因得大病概率低,农民看不到当下利益,不愿意交钱。杨团意识到方针政策在落实时,一定要站在农民的立场,倾听农民的呼声,按照农民真正的需求进行政策上的改善和调整。为此,她在做决策建议时,积极推动农民加入讨论,鼓励农民在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外,还要承担社会责任,推动共同富裕。
经过多次沟通后,农民最后赞成了杨团提出的小统筹方案。即与乡镇卫生院合作,农民交钱后,将这笔钱给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在大村布置社区卫生服务站,所有交了钱的农民可以享受低于市场价近50%的优惠药价,服务站还走村串户提供上门服务、坐诊服务、免费医疗检查等。农民很拥护小统筹,缴费率达到90%以上。
但是,惠民的社区卫生服务仅仅依靠农民缴费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政府财政也难以负担这笔费用,从那时起,杨团深刻认识到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才是解决合作医疗资源的出路。这条出路需要通过农民自发组织起来,自己努力汇聚资源。2005年,杨团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了农民合作组织联盟“农禾之家”,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农民做合作经济。而她曾经播下的种子也已生根发芽,后来国家在推动医疗改革时采纳了她关于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的建议。
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农禾之家发起了百乡工程项目。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党委积极响应,与农禾之家合作,于2018年成立了经棚农村综合发展合作联合会。这个镇级的农民集体性合作组织,在村集体的帮助下,与农户一一签订托管协议,对经棚镇的12万多亩土地进行统一耕种收获的农业社会化专业化管理。还将农民自己酿的酒、种的豆子、蔬菜等农副产品收集起来,在联合会自办的超市售卖。这不仅为农户增收,也让协调农户支持联合会的村集体得到了稳定收入。杨团称,经棚试点借鉴了东亚经验,现在已经超越了东亚经验,不仅是生产服务、供销服务、信用服务三位一体,更是在农业规模化的社会化服务上,在镇、村一体,以合作组织支持农户上创出了新的业绩。经棚镇取得的良好成效获得农业农村部、赤峰市委的肯定和鼓励。
如今经棚镇的发展早已超出杨团的预期,令她十分欣慰,她希望经棚镇在未来能够做出更优异的成绩,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在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杨团为很多女性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这些女性用独有的韧劲和力量给杨团带来了慰藉和勇气。
广东韶关市始兴县的吴秀兰,曾遭遇车祸险些丧命,后来她又凭借顽强意志战胜癌症,如今她成为带领姐妹们致富的“领头雁”。吴秀兰联合本村和周围村子的妇女姐妹组成一个很稳固的群体,把自己生产的产品拿出来内部互通有无,并且互相介绍市场,渐渐形成了成熟的网络购买圈子。杨团不禁感慨:“这是女性群体独特的魅力,妇女这个群体凝聚力很强,聚在一起既发展经济,又服务于农村的儿童、老人,承担社会服务工作。”
杨团明白,农民农业农村和公益慈善是需要一代又一代接力传承的事业,所以她非常注重对年轻人的培养,“革命事业必须有接班人”。她在60多岁时就开始考虑培养农禾之家的接班人,她经常对年轻人说:“我看不到的未来你们一定看得到。”同时她也意识到,很多年轻人没有把根深深扎在土地里,所以才会在面对困难时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战胜挫折。
杨团有个助手叫徐会坛,30多岁,曾经是采访过她的一名记者。有一天,徐会坛找到杨团说想把工作辞了,跟着她做公益慈善事业。杨团带她加入公益组织,同时做《中国慈善发展报告》(慈善蓝皮书)、组织慈善沙龙,同时不断鼓励她继续深造,支持她念博士,常常跟她进行无边界的思想交流。经过4年的工作相处,两人早已成为忘年交,徐会坛在认知和能力上都有了显著提升,现在美国一所大学读慈善公益专业。
大学毕业后回农村创业的唐亮是家庭农场的种植大户。他是个勇于坚持、善于思考的青年,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很多问题。杨团很关注他的成长,和他联线时,为他分析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在交谈过程中,唐亮获得了经验和办法,杨团觉得自己也获得了养分和反哺。
2012年起,农禾之家开始探索乡村社区工作者(简称“乡工”)人才培养项目,旨在培养农村社区实践人才。乡工都是本地人,大部分初中毕业。其中有位女乡工郝胜利很优秀,在杨团带领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现在担任河北省内丘县金店镇大垒东村党支部书记。郝胜利上任以来,因地制宜探索了“村集体+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依托中化现代农业集团实行村企合作,农户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得益于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一年多时间,村集体农场平均亩产净收益超千元,村集体收入超30万元,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乡村振兴之路。杨团对她寄予厚望。杨团认为这些年轻人都是农村发展的希望,只要认认真真扎根在农村这片土壤里,不管文化程度如何,杨团都希望慢慢带他们扩大视野,支持和帮助他们成长。
杨团今年已75岁,谈到老去,她言语中既有从容和洒脱,也有不输年轻人的干劲和能量。常年行走于田间地头导致她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病,上了年纪后总是摔跤,最近几年几乎每年都骨折,但她不服输,她觉得自己可以工作到80岁、85岁,她想再多一点时间陪年轻人,陪他们在田间地头行走,在土地里感受中国乡村变化,成为爱农民、懂农村、爱农业,服务农民、农民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