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北京迎来世界的目光，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这里拉开帷幕。27岁的杨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说出一句再简单不过的问候——“Here we are in Beijing”。顷刻间，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冲破语言和文化的藩篱，也敲开了每一位女性的心门。

1995年9月，杨澜匆匆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请假归国，与央视主持人倪萍并肩走上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来自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穿着各具特色的服饰，齐聚一堂。有人头戴色彩斑斓的非洲头巾，有人披着轻盈的南亚纱丽，也有人身着简洁利落的西式套装。灯光炽烈，镜头聚焦，掌声如潮，那不是客套的礼仪，而是一种由衷的回应，一种因同处历史节点而产生的共鸣。

“那一刻，你真的感受到女性的凝聚力和热情。”多年后，杨澜仍记得当时的震动，“全场的回应让我热泪盈眶，也让我第一次真切意识到，作为女性，我们团结的力量如此强大。”

留学归来后，杨澜迅速投入工作。1998年，她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高端人物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那时，很多人劝她做轻松的生活类节目，但她偏要把镜头对准最硬核的政要和思想家。她采访过上百位各国政要，也对话过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家、科学家和艺术家。

“我不相信女性只能局限在琐碎生活中”，杨澜说，“我想用访谈触摸更大的世界。”有一次采访基辛格，她直接追问：“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您会不会改变某些外交决策？”对方愣了一下，随后笑着回答：“年轻女士，你的问题很有挑战性。”通过《杨澜访谈录》，她成长为可以与世界重量级人物平等对话的女性。

2005年，杨澜又创办了《天下女人》栏目，舞台转向女性群体，给予普通女性发声的机会。节目开篇语“女人为什么爱说话”，看似轻松却蕴含深意。“人类智力的飞跃来自语言的发展，女性在其中贡献巨大。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情感的链接和文明的记忆。”

在这个节目里，杨澜邀请农妇、白领、创业者、病患走上荧屏，让她们讲述真实的故事。她希望：“不管是否籍籍无名，每一个女性都能说出自己的故事，对社会表达自己的观点。”节目播出后，不少观众来信说：“我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和我一样的女人。”杨澜说：“媒体的责任，不只是传播，更是唤起。”

随着话题与受众的扩大，杨澜意识到，仅靠电视节目不够。2007年，她开始尝试办论坛。2014年，“天下女人国际论坛”正式落地；2016年，“天下女人研究院”成立；随之诞生的，还有她命名的“Her Village（她的村庄）”。

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一次印度之行。杨澜在甘地纪念馆看到一句话：“世界无论多大，都是一个村庄；村庄无论多小，都是一个世界。”她说：“女性之间的理解、体谅和支持，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我们不是孤军奋战，而是连接在一起的。”

自2014年起，天下女人国际论坛上，有200多位中外嘉宾分享关于领导力、社会责任、心理健康的话题。杨澜常常被现场的热烈氛围打动：“当女性聚在一起，她们是如此勇敢、如此自由，甚至会面红耳赤地争论。这是她们在男性为主的环境里很少展现的。”

杨澜很清楚这个问题背后的潜台词：女性似乎必须先证明自己是好妻子、好母亲，然后才有资格去谈事业的成功。如果作为妻子离婚了，就被视为失败；如果孩子没考上好学校，就好像母亲失职。“我们都在默默把这些标准强加在自己身上。”她决定用反问打破这个惯例。

在自己的访谈节目中，她开始把这个问题抛给男性嘉宾——那些在商界、政界叱咤风云的成功男士们。“我问他们：请问你是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的？”杨澜笑着回忆，“有的人非常紧张，以为我要探究他们的私生活；也有人满脸困惑，觉得这完全不是一个男人该被问的问题。对他们来说，男人就该在外打拼，为什么要回答这种问题？”

这一问，打破了固有叙事，让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平衡”的责任只落在女性身上？这背后，折射的是曾经根深蒂固的性别分工：事业属于男人，家庭属于女人。

而如今，杨澜发现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人们开始意识到，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并不是女性的“独家义务”。越来越多的女性拒绝被这一问题框住，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开始意识到，他们同样需要承担家庭责任。

“今天，几乎没有人再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女性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了。”杨澜说，“不平衡很正常，为什么必须解释？今天的女性越来越有自我驱动力，而不是被外界的完美人设绑架。这是这个时代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作为主持人和记者的杨澜，总是敢于拿起自己的“武器”——用提问去打破社会旧有叙事的窠臼。她说之所以有这样的“胆量”，与自己童年的家庭教育分不开。她是家里的独生女，但父母从未因为她是女孩，就把她框进所谓的“乖巧”模式里。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泥巴、爬树，是个挺野的孩子。”她回忆，“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说，女孩子就要玩过家家，要学会补衣服、抱洋娃娃。他们只会说：小心点，别摔伤了。”正是这种宽松和信任，在她幼小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我可以”的种子。

等到读书的时候，父母同样没有设限，而是不断鼓励她要有真才实学。杨澜的母亲是一位工程师，年轻时差点因家境贫困而被迫放弃读书，是班主任亲自登门劝说，才让她得以继续学业，最终成为家族里的第一位女大学生。也正因此，母亲常告诫她：“女孩子必须要有学问，将来才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这种信念深深烙进杨澜心里。她很小就明白，男人能干的事情，女人同样可以干，尤其在学习和事业上，没有理由不比别人做得更好。“父母没有给我贴上‘乖乖女’的标签，而是让我做回自己。这种教育，让我在后来的人生路上，有勇气去质疑、去突破，也让我的‘大女生’气质有了最初的土壤。”

2009年，杨澜在《天下女人》节目中第一次完整提出“幸福力”概念。她并不想把它当作一句口号，而是希望真正建立在学术和科学的支撑之上。“我不是随便说一句‘大家要幸福’，而是希望能告诉女性，幸福是一种能力，可以被学习、被培养。”

为了这个目标，杨澜几乎做了一个校园之外的“研究生”。她不仅阅读了200多本专业书籍，还在节目和论坛中采访心理学家、教育学者，甚至神经科学领域的专家，试图把这些知识消化后，用更通俗的方式讲给普通观众听。

“比如积极心理学，我读了塞利格曼等人的研究，理解到幸福不是偶然的好运，而是可以通过实践获得的一种心理状态。又比如我看弗洛姆的书，他强调爱与自由的关系，这些都让我重新思考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自我。”

杨澜把这些学习最终凝练成“幸福力六边形”：积极情绪、投入状态、人际关系、意义感、成就感和悦纳自我。而“悦纳自我”是她在原有心理学“五大支柱”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新维度。“如果我们不能与自己和解，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就无法真正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更无法与世界走向和谐。”

成功出版专著《幸福力》之后，杨澜又驱动自己“向前一步”，为了不让“女性议题”只停留在一句句干瘪的口号上，她决定筹备《大女生》一书的撰写。“还是老规矩，先做功课。”她请女性学研究方向的教授为她开了一份书单——超过200本经典著作。她一一读完，做笔记、写卡片，还把其中的理念带到采访和写作中。她希望这些理念不只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可以通过她的大量阅读、采访和思考，一点点转化为普通人能理解的语言。

在书中，杨澜鼓励女孩“大胆做自己，大步走四方”。她说：“女性的成长不应被完美人设绑架，而要用成长的思维取代。”最令她感到欣慰的是，到了女儿这一代，平等意识仿佛与生俱来。

她记得，女儿在青春期时，她提醒过一句“不要穿太暴露”，女儿立刻反驳：“妈妈，全世界的妈妈都应该教育儿子尊重女性的穿衣权利，而不是教育女儿遮掩。”她还记得，女儿在五六岁时就曾问她：“为什么白雪公主只能躺在那里等待陌生人的吻？而且那个人没有征得她的同意。”

这些问题让杨澜震撼，也让她看见希望，当一个女孩子在爱与尊重的环境中成长，当平等理念融入日常认知，她必然会这样去思考。

30年后，杨澜再次回望95世妇会，感慨万千。当年大会上那些关于性别平等、女性发展的深刻议题，如今已化作无数女性生命里的真实改变。那些曾让她震撼的、关于女性自我觉醒与价值追寻的问题，也让她清晰看见希望的模样——女儿这一代，天然地觉得不应把人生交给命运，而是要主动去选择。

“要勇敢突破头脑里的藩篱。”这是杨澜在采访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她提醒当下的女性，不要让旧有的性别角色框住想象的边界；要学会与自己和解，拒绝完美主义，不必苛求无瑕才值得被尊重；更要在任何年龄都保持学习与成长的心态——“30岁该干什么，50岁该干什么”，从来只是世俗的刻板印象。只要心态开放，人生随时都能重新绽放。她引用自己最喜爱的一位女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女人不是供人欣赏的花瓶，而是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旋律。”这是她的总结，也是她的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