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闯防疫哨卡导致志愿者受伤，无需担责吗？服药自杀未果，就能向药店索赔吗？见义勇为后，可以直接要求受益者赔偿吗？2021年4月，北京西城区法院通过典型案例，解答了人们的法律疑惑。

普法宣讲员走进基层为市民发放《民法典》宣传资料

硬闯防疫卡口，承担全部赔偿

疫情期间，不少单位主动承担了在防疫卡口执行防控任务，卢芸所在单位也如此。受单位委派，卢芸承担了一个居民小区防疫卡口的执勤任务。

2020年5月19日上午，小区居民苏怡由于没有携带出入证，被正在执勤的卢芸拉住。根据当时的规定，没有出入证，不能随意进出小区。卢芸耐心地向苏怡解释，但苏怡根本不听劝阻，强行通过防疫卡口，并将正在执行防疫工作的卢芸推倒在地，导致她后脑勺直接撞击地面而受伤。

事发后，公安机关对苏怡作出了拘留三天的行政处罚，但双方对伤害赔偿一事未达成一致意见。随后，卢芸将苏怡告到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

法庭上，苏怡对自己的冲动行为进行辩解说，事发当日，她急着回家送孩子上学，可卢芸无论如何都不让她进入小区，即使出示了健康码，依旧未被放行。由于她的情绪特别激动，才在心急的情况下，推搡了卢芸。不过，她的行为并未导致卢芸达到伤残等级的程度，只同意赔偿卢芸的医疗费，不同意赔偿其他费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日常防疫工作中所采取的一些必要防疫措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但是每位居民都应该充分认识到防疫工作的目的，在于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防疫工作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需要公众在日常生活中以实际行动理解、支持和配合。即便苏怡所说的起因是着急送孩子上学，也不能成为不配合防疫人员工作，甚至向防疫人员动手的理由，她应当就不当行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虽然卢芸的伤情未构成伤残，但考虑到她遭受人身损害，是在执行防疫任务过程中，以及苏怡有过错等实际情况，所以，卢芸提出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的要求具有合理性。最终，法院判决苏怡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8000元。

田晓昕 北京西城区法院法官

西城区法院法官田晓昕说，法律不会让守规者吃亏，让违规者得利。让违规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让守规者得到合理的补偿，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特殊时期，个人应以国家利益为先、以防疫大局为重，无论何种身份、出于什么理由，都需要服从防疫管理的要求。

“碰瓷式”维权，有悖诚信

生活中，有一种常见的“碰瓷式”维权，就是强行将自己的损失归结于他人的过错，本着“我受伤我有理”的想法将对方告到法院，要求赔偿或司法救济，一旦法院没有支持其请求，就会导致新一轮的“维权、讨说法”。

不久前，西城区法院处理了一起“碰瓷式”维权。胡静由于与家人发生争吵，冲动之下便到一家药店购买了一瓶100片的精神类药物。回家之后，情绪仍然十分激动的胡静，将整瓶药一次性服下。好在她被及时发现，送至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但由于超量服用药物，胡静的身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出院后，她竟然把身体不好的原因归咎于药店，将药店告到法院。她认为，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是药店违规售卖药物所致，要求药店赔偿其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等3万多元。

法庭上，胡静承认购买药物之前曾和家人争吵，情绪低落，有轻生念头，于是到药店购买精神类药物。但她提出，该类药物是处方药，药店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给她，才导致了后续服药自杀未果的情况。药店辩解说，胡静自杀未果，身体受到损害是因为不当服药所致，不能就此让药店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胡静一次服用100片药品，远超推荐剂量，本人也承认是追求自杀的后果。虽然药店在销售过程中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与胡静计划服药自杀造成的损害后果，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药店对胡静的身体损害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驳回了她的全部请求。

田晓昕法官提醒说，一个成年人对自己行为产生的后果，有完全的预见能力，药店无需对胡静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法律是维护公平正义的一道屏障，但法律保护的是受到侵害的合法利益，公民行使权利时，应当有理有据。一些人借用“维权”之名，谋取私利，有悖诚信，不仅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还会透支自身的社会信用。当然，由于药店存在违规售药的情况，也会受到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

见义勇为，法律倡导

民法典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可见，从受益人应当给予见义勇为的人适当补偿的规定来看，民法典进一步倡导了见义勇为行为。

去年，在北京的一个公交车站就发生过一起见义勇为事件。当时，124路公交车停在东城区方家胡同公交车站，因一位醉酒乘客闹事，阻止司机控制操作，导致车门无法打开。不少人对公交车进行围观，田沁刚好路过。

此时，108路公交车并行停在124路公交车旁，两辆公交车的车窗刚好并列一排。108路公交车的乘务员陈森计划通过车窗爬进124路公交车内，制止车上的闹事者。但在穿越过程中，由于用力过大，陈森连同124路公交车的窗户突然坠落。一瞬间，田沁赶忙接住乘务员，同时被掉落的玻璃伤到手腕，乘务员无碍，但是田沁因手部受伤到医院进行手术并住院治疗。

事后，田沁就自己的医疗费、误工费与公交公司交涉，却无结果，于是告到法院。公交公司认可，田沁是见义勇为行为，也对此表达敬意。但公交公司提出，田沁的损失应当由闹事者进行赔付。

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可以直接向侵权方要求赔偿，也可以向受益人要求赔偿。而此前实施的侵权责任法规定，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对比新旧法律，不难发现，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只有在没有侵权责任人或是侵权人逃逸的情况下，才可以向受益人要求赔偿。但民法典给权益受到侵害的人，多提供了一条救济的途径。

这个案子的审理，是在民法典实施前夕。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法律只适用于其施行后的事件或行为，对其生效前的法律事实没有调整效力。但根据民法典时间效力的相关规定，有一些特殊的案件，即使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也适用民法典，其中就包括见义勇为类案件。

法院审理后认为，田沁帮助乘务员，是为了制止124路公交车上的闹事者，维护公交车内正常的承运秩序，属于见义勇为。田沁在托举乘务员的过程中，被掉落的玻璃划伤，应当构成无因管理，受益人是公交公司。因此，田沁因见义勇为造成的损失，由公交公司承担。最终，法院判决公交公司支付田沁医疗费、误工费等6万余元。

韩涛 北京西城区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那么，什么是无因管理呢？为什么田沁能够依据无因管理，向公交公司要求赔偿呢？西城区法院民一庭副庭长韩涛解释说，无因管理是指未受他人委托，也无法律上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自愿为他人管理事务。这种情况下，管理人有权请求受益人，支出必要的费用。无因管理之所以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管理人的权益，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形成互相帮助的良好社会风尚。

这个案子里，公交公司作为承运人，承担着保障乘客安全的责任。田沁的见义勇为行为与公交公司成为法律上的无因管理关系，他可以向公交公司提出补偿的要求。当然，公交公司补偿后，可以向闹事者进行追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