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来临之际，本刊采访了几位在知产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女法官。

宋鱼水全国妇联兼职副主席，中国女法官协会会长，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

《中国妇女》：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是“知识产权与青年”。请您谈谈一代又一代知识产权女法官在知产保护领域的开拓与传承。

宋鱼水：我国的知识产权审判事业从无到有，直至今天具备了公正高效、与世界接轨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这离不开一代代知识产权法官的坚守与传承。目前，我国已形成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部门为牵引、4个知识产权法院为示范、26个中级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为重点、地方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为支撑的专业化审判格局。

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量逐渐增多。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开设了专利法培训班，以增强法官审理专利案件的技能。

上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更促使保护知识产权的呼声愈发高涨。1993年8月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标志着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进入专业审判的轨道。

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庭首任庭长张鲁民是一位女性，是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开拓者之一。当时，很多案子并无先例，北京高院裁判的知产案件有很多“第一次”“第一例”，都对我国知产审判产生了深远影响。

还有一位拓荒者是宋健法官，她是江苏省高院最早接触知识产权审判的女法官之一。1984年，宋健还是民事审判庭的一位书记员，在江苏高院受理的新中国历史上第一起著作权纠纷——电影剧本《16号病房》编剧署名案中，她作为书记员协助参与了作品的侵权比对工作。当时《民法通则》尚未颁布，法院依据《宪法》第47条关于“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受理这个案子。两年之后，宋健作为助理审判员承办了职业生涯中首例知识产权案件——《风雨五十年》案。当时《著作权法》还没颁布，法院受理该案的主要依据是《民法通则》。

尽管当时法律尚未完善，但江苏省高院审理这两个案子的时候，对相关法律点及审理思路进行了细致梳理，形成的一些经验，被吸收到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当中。

纵观设立知识产权专门审判庭以来的近三十年，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女法官。例如北京互联网法院姜颖副院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张晓津庭长，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张晓霞庭长、芮松艳法官等。她们见证并参与了我国知产保护事业的起步和发展，承办了一系列疑难复杂、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案件，做出突出贡献。同时，也培养出了一批青年法官，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佟姝法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周丽婷法官、张晰昕法官等。她们接续奋斗、刻苦钻研，让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为推动科技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力量。

此外，还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刘双玉副院长，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夏君丽院长，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陈亚娟院长、黎淑兰副院长、陈惠珍庭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肖海棠法官，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黄彩丽法官、刘培英法官等。她们探索知识产权司法治理新模式，为世界知识产权保护贡献中国司法智慧。

女法官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全国12万余名法官中，女法官有4.5万人，35万余名法院干警中，女干警有14万余人，比例达40%。在首个女法官国际日，浙江、安徽、江西等多地各级法院都踊跃讲述着女法官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的法治故事。

知识产权保护，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都希望假冒伪劣产品早日消失，创造性的科技成果让生活更便利，有独创性的文艺作品让精神世界更美好、更丰富……女法官们用专业和敬业，为提升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贡献着半边天力量。

《中国妇女》:今年知识产权宣传周的主题是“全面开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新征程”。请您谈谈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如何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宋鱼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进入新发展阶段，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的作用更加凸显，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司法保护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树立保护规则、引导纠纷化解、提供风险预警等具有关键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步入新时代，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知识产权审判体系进一步发展完善，建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海南自由贸易港四家知识产权法院，建立了二十余家跨区域的知识产权法庭，建立了最高院知识产权法庭。

二是司法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加突显。如疫情期间，当事人可以网上立案、线上开庭，智慧法院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内外当事人的司法需求，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大幅度提升。

三是以案释法、以案普法的效果进一步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院及全国各级法院发布了许多商标、专利、著作权、反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等知识产权案件，加大了知识产权审判、宣传、保护力度，引导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知识产权文化理念。

《中国妇女》：进入新发展阶段，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如何回应新技术、新经济、新形势对知识产权制度变革提出的挑战？女法官将如何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进一步贡献力量？

宋鱼水：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为例。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于2014年11月，至今已是第8个年头，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超过12万件，审结案件超过11万件。收案数量以年均21%的速度增长。案件呈现新的特点：技术类案件多，涉及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涉外案件多，当事人遍及全球五大洲，超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相关案件的公正审理对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意义重大。作为首都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我们努力做到立足首都、辐射全国、放眼世界，从以下方面努力发挥审判职能：

一是及时保护。采取多种方式加快案件审理，避免出现权利人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情况。

二是便捷保护。针对“举证难”等问题，成立由多个领域专家组成的技术调查官团队及由14名两院院士组成的创新保护专家委员会，帮法官及时把握尖端产业和重点领域的技术背景和政策导向。

三是充分保护。采取多项措施化解知识产权保护“赔偿低”的难题。

四是同等保护。涉外案件占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案件总数的近两成。我们坚持同等保护中外主体权益，高度重视国际交流，让知识产权法院成为树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形象的重要窗口，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新征程上，知识产权女法官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气魄，在审判工作中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展现巾帼之智。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为目标，奋力推动知识产权司法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障水平，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推动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事业再创辉煌。

姜颖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全国审判业务专家，2021年获评全国三八红旗手

27年前的一场庭审让姜颖至今印象深刻。刚大学毕业的她进入新成立的北京中院（现北京一中院）知识产权庭工作。她曾坐在书记员的位置上，参与16起案件的宣判。那是美国20世纪福克斯等8家电影公司诉北京某商场侵害电影作品著作权的案件，也是中美两国政府在1992年签署的《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生效后，中国法院受理的首批美国电影公司状告中国音像销售公司侵犯电影作品著作权的知识产权案件。

当时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刚起步，类似销售盗版光盘的情况较为普遍。新成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以一份份行业标杆性判决，树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则，推动提高了尊重创作、保护创新的全民版权意识。

21年前，姜颖被最高人民法院选派到伦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导师曾疑惑地问她：“中国有知识产权保护吗？”对方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不了解，让姜颖深思。此次留学经历也让她下定决心，将一生投入知识产权事业，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司法进步。

带着使命感回到工作岗位，姜颖相继审理了全国首例确认不侵犯商标权案、“鸟巢”建筑作品著作权案、“香槟”地理标志案等重大典型案件。2006年，她通过判决保护了一家德国著名车企的外观设计专利，进一步彰显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该案也坚定了很多外方企业来华投资的信心。

2014年，我国第一个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当时，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平等的司法待遇，已经让我国特别是北京成为许多外国企业知识产权诉讼的优选地。我国正向创新强国迈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越来越多。知产法官们开始新一轮探索耕耘。

“判决书是法官最好的名片”，这是姜颖时常鼓励年轻人的一句话。在不断深耕中，姜颖审理了我国企业起诉索尼公司侵害专利权纠纷，判决保护了该企业自主研发的局域网入网技术，责令索尼公司停止制造销售35款侵权手机，按照3倍许可费赔偿损失；审理了大疆无人机专利权纠纷、小米商标权纠纷等众多影响深远的知识产权案件，用一份份公正判决激励中国企业创新发展。

熬夜码字写小说，发布上网后发现被剽窃；拍了有创意的摄影作品，却看到图片未经授权被商用……如今著作权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然而当创作者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依然担忧维权是否快速、举证是否便捷。

2018年9月，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集中管辖北京市辖区内应由基层法院受理的11类互联网民事和行政案件，其中受理的网络著作权案件占比七成以上。姜颖担任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后，和同事们一起探索网络空间司法治理新模式。

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导建立的电子证据区块链平台——“天平链”与北京版权保护中心的“版权链”对接，创作者只需将作品在北京版权保护中心进行网上版权登记，一旦需要维权，互联网法院依托区块链技术，调取、保存版权登记材料等证据，方便快捷。前不久，包含这一做法在内的“e版权诉源共治体系”获得最高人民法院评选的首届“人民法院改革创新奖”。

这只是北京互联网法院促进科技与司法融合共进的探索之一。

如今当事人来到北京互联网法院，会发现科技感扑面而来。云视频技术与语音自动识别技术支撑在线庭审及在线调解，在线庭审率达99.8%；法律知识图谱技术，助力同类案件智能推送与文书自动生成；“天平链”实现电子证据可信存证、高效验证；依托区块链技术、水印技术、时间戳等技术，清晰的版权流转轨迹得以保存……

这一切都是姜颖刚工作时的法庭不可同日而语的，但科技是手段，公正才是目的。在技术先进的网络法庭里，法官们依然坚守初心担当使命勤勉敬业。这里诞生了数字经济时代无数个涉网知识产权保护“第一案”：抖音短视频案填补了短视频著作权保护的空白，涵养了短视频新业态的健康成长；“图解电影”案叫停了将热门影视剧截图解说的新侵权形式；“无障碍版电影”案进一步廓清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范围，推动实现文化作品版权保护与残障人士文化权益保护双赢；“盘多多”网盘搜索侵权案，释明了司法反对技术向恶、引导技术向善的鲜明态度……这些新案件不断回应着新技术、新业态的新挑战、新变化，在涉网知识产权审判中留下浓重的一笔。

“我很幸运见证和参与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事业由弱到强，如今走在世界前列的历程。”姜颖说，“在27年的从业生涯中，我也努力发挥着传帮带作用，培养了一批知识产权领域的优秀青年法官。”一批新时代青年女性正接过“接力棒”，将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注入知识产权保护事业，将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冲劲化作源源不竭的动力，以青春的力量书写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新篇章。

周丽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

2005年，周丽婷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进入北京一中院知产庭工作。

现任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的姜颖当时是知产庭的副庭长。“她经常告诉我们知识产权无小案，我们审理的案件，可能关系到一个人钻研多年的智力成果，甚至影响一个企业乃至产业的命运。”周丽婷回忆道。

进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工作已有8年，周丽婷依然能回忆起当初入选时的激动。2014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面向全市法院系统遴选法官，条件严格。

当时33岁的周丽婷刚做母亲，白天有繁重的审判任务，晚上要照顾孩子，还要准备笔试和面试。“我当时十分紧张，压力很大，但最终如愿入选，也是首批员额制法官中最年轻的一个。”周丽婷人生开启了崭新的一页。

入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不久，周丽婷就承办了一起影响较大的案件——“微信”商标授权行政案。一家公司在腾讯“微信”应用程序推出两个月前，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交了“微信”商标注册申请。几年后该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自己申请商标在先，应该准许其注册“微信”商标。然而当时腾讯微信已有数亿用户，是人们不可或缺的信息平台、社交工具。

一个是申请在先，一个是使用在先，案子在网络上引发广泛争议和讨论。经反复斟酌，合议庭认为，如果“微信”商标由他人注册在其他服务上，不仅会使公众产生错误认知，还会破坏已形成的稳定市场秩序，最终驳回该公司的请求。

为回应社会关切，合议庭一致认为，案子要当庭宣判，这意味着周丽婷必须在短期内写出思路清晰、释法准确、令人信服的判决。可是，当时周丽婷的孩子只有一岁多，熟睡时一听声音就醒，她只能把孩子哄睡后，抱着电脑躲进卫生间……这个案子的判决，是她夜晚在卫生间里一点点写出来的。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从青涩的法学毕业生，成长为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周丽婷先后审理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2500多件。她说，想在一个领域有点成绩，除了不断付出持续奋斗，没有捷径可走。时间和心力花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

每每面对当事人希望尽快定分止争的诉求，周丽婷都深深体会到效率也是一种正义。

在知产审判新征程上，法官们不断探索兼顾质效的新方法，就是为了让公平正义看得见等得起。

目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已试点商标行政案件繁简分流、快慢分道，提升相关案件司法质效；一支从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校等生产科研一线选任的专业技术调查官团队，保障着法官们准确快速地查明技术事实。

面对新业态带来的新问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了专业法官会议竞争垄断委员会，回应行业关切的重点法律定性问题，规范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新型竞争行为，平等保护中外企业、大中小企业等各类主体。

2021年11月，国际商标协会（INTA）2021 年年会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举办，周丽婷作为中国法官代表团成员之一，介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商标行政案件繁简分流、电子诉讼等做法，在国际交流中贡献中国司法智慧。

如今，知识产权领域活跃着众多优秀的女法官、女律师、女学者。她们在新征程上笃行不怠接续奋斗，为建设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贡献半边天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