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中国妇女运动的策源地。党中央在延安战斗生活了13年，培育形成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百年来，一代代陕西女儿传承红色基因，矢志艰苦奋斗，在三秦大地上谱写了追梦百年的灿烂华章。

吴起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红军在这里落脚；南泥湾，抗日战争最困难时，中国共产党生产自救；杨家岭，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此召开，中央妇委会所在地、中国妇女运动的策源地……任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延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

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陕西妇女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让我们的记忆重返这片革命热土，回顾三秦女儿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汲取力量的光辉历史。

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自卫军

宝塔山下，翻开妇女运动新篇章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制定了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实现了党政治路线的转变。

早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的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铜川南梁荔园堡召开，选出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并一致推选张景文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次年9月24日，陕甘省妇女代表大会筹备会成立。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进驻延安后，这里成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中心和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中心。“我要去延安！”一批又一批优秀女性历经艰难困苦纷纷奔赴延安。1937年12月，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李富春任主任，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新篇章从此开启。次年3月，召开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宁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会后，边区的各级妇女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先后建立起18个县妇联，1个直属市妇联，179个区妇联，1065个乡妇女代表会，会员达27万人。

参政议政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在中央妇委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代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更多的妇女走上社会，走上抗日的前线和后方，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1937年至1946年，陕甘宁边区进行第一届边区议会和三届边区参议会的选举活动。广大妇女以极高的热情行使她们的神圣权利，积极参加普选、提出提案、参加竞选，一些优秀妇女被选进各级参议会或被选拔到各级政权机关工作，她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在保卫边区、建设边区、坚持抗战的各个时期各项任务中，做出卓越贡献。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52名妇女代表参加了大会，创下新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当时中央委员中唯一的女性——蔡畅，红色伴侣李富春和蔡畅共同为理想而奋斗。

在鼓励妇女参政议政的同时，中央妇委会还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和妇女知识。1939年6月，由中央妇委会创办的《中国妇女》在延安窑洞中诞生。毛泽东挥毫题写了刊名，并为创刊赋诗《四言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竞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党的领导人为杂志殷切撰文，如张闻天的《对于妇女干部的几点希望》（创刊号）、朱德的《动员广大妇女到生产运动中来》（第二卷第八期）。“延安十大姐”贺子珍、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妇女领袖更是纷纷在杂志上发文，呼吁全国妇女和男子一起并肩抗日，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获得自身的解放，宣传妇女解放和进步妇女观，探讨妇女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如邓颖超发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蔡畅的《持久抗战中的中国女工》，康克清的《三年来的华北妇女运动》……

为了进一步解放妇女思想，延安和各地还成立了多种妇女干部学校和妇女培训班、夜校，使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理论水平都有很大提高。

1939年7月20日，在党中央的关怀指导下，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并讲话。在这里，毛泽东作了堪称时代经典的致辞：“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截至1941年9月并入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从起初的五百名学员发展到后来的一千人，为抗战和新中国建设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有实力的妇女干部，并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

延安时期，在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领导下，广大妇女积极投身革命的洪流中，宣传、组织各界妇女解放思想、参政议政，参加生产、支援前线等，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国解放事业和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掀开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新篇章。

大生产运动中的延安妇女

奋发为雄，柔肩勇挑生产重任

保护妇女权益，推动妇女解放是妇女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中，中央妇委会在陕北大力开展放足运动，大量妇女解开裹脚布，走向新生活；组织医疗队下乡，培养新法接生员，宣传妇婴卫生知识、预防接种，帮助妇女治病；成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以及第一、第二保育院、中央托儿所，给予战士子女、烈士遗孤、战区难童们精心呵护和无私的爱；颁布《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鼓励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反对买卖婚姻、打骂虐待妇女……这些工作，增强了广大妇女的主体意识，推翻了千百年来封建社会对妇女精神上、肉体上的残酷压迫。妇女们开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踊跃支援前线、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巨大力量。

为了支援抗战、保家卫国，广大妇女踊跃报名参加自卫军。仅1938年的不完全统计，边区女自卫军人数已达46000多人。1938年11月20日，日寇飞机轰炸延安时，延安的女自卫军和抗大女生队立即掩护群众撤退，救护伤员，抢救国家财产，有秩序有纪律地执行着战斗任务。在1939年到1943年的三次反共高潮中，青壮年妇女和男子一道积极参加自卫军，拿起武器参加战斗，用鲜血护卫家园，并承担大量战勤服务工作，涌现了大批的妇女英雄模范。

“又比如在XX公路有些女孩，都把头剃光，参加了游击小组，并且她们有很好的技巧偷掉敌人的马……现在这里的妇女，差不多人人都可说出一些浅近的抗日理论来，而且会唱的歌也不少，这正是妇运的灿烂的曙光。”康克清亲笔写给《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被以《华北敌后的妇女英姿》为题摘发。文中描述了华北山西的妇女，在妇救总会带领下，运用智谋，杀死敌人，夺得武器，武装自己的英勇事迹。

1940年7月，女作家端木露西发表题为《蔚蓝中的一点黯淡》，提出妇女不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要“在小我的家庭里，安于治理一个家庭”。此文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大论战。

由于这关系到抗战中的妇女解放大业，一个月后，邓颖超在《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上撰文《关于〈蔚蓝中的一点黯淡〉的批评》，并转载于《中国妇女》杂志。文章针对“妇女回家”论和“贤妻良母”论进行了激烈批判，“抗战需要更紧、更深、更大动员的时候，每个中国好男儿，都应走上疆场去杀敌，每个中国好女儿，都应牺牲‘小我的家庭幸福’，接替男子许多工作的岗位……”国家兴亡，匹妇有责！

妻子送郎上前线，母亲叫儿打东洋。当大部分青壮年男子上前线以后，广大妇女又主动承担起了田间的生产劳动，克服了种种困难，保障了红军的后勤供给。根据地的妇女们有许多人还参加了运输队、救护队、慰劳队，平时站岗放哨、侦察敌情、送信联络，战时冲上前线运送弹药、救护伤病员，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拥军爱民故事。

刊载于“六六”母亲节的《华北敌后的几个母亲》（《中国妇女》第一卷第十二期）特别致敬了那些可歌可泣的战时母亲：守寡三十年的“大簪儿干妈”把自己的独子送上了前线，七十三岁的妇救会老主任为抗日捐出了戴了半个世纪的陪嫁耳环……那种同仇敌忾的顽强精神、舍小为大的家国情怀，争先恐后的竭力奉献，令人感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军事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在这样的环境下，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陷入困难的境地。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1939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

在中央妇委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生产运动火热地开展起来，妇女群众动员之广更是前所未有，上至八旬老太，下至学龄女童，无论来自农村还是机关学校，妇女已成为边区生产建设的重要生力军。

大生产运动中，为解决人民群众穿衣的问题，党中央号召干部群众纺线。在边区的纺织生产过程中涌现了一批有杰出贡献的女劳模，她们在自力更生的同时，还帮助其他妇女发展纺织，绥德县小刘家沟的纺织女英雄刘桂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该地方的妇女长期不从事纺织，刘桂英就先将三户生活困难的妇女组织起来参加纺织生产，生活都有了改善。之后她挨家挨户去宣传参加纺线的好处，几天内就动员了34名妇女参加纺织小组。后来，刘桂英担任主任，分小组指导纺妇们领花交线，领纺车，传授纺织技术。1943年，绥德市选举刘桂英为纺织英雄。

万里赴戎机浴血杀敌，母亲送儿妻子送郎上战场，奔走呼号解放思想，后方生产送衣送粮……在党中央和中央妇委会的领导下，延安时期，中国妇女走上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在人类历史和妇女解放运动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华章。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延安妇女运动是全国妇女运动的推动机。”中国革命在延安走向胜利，从延安走向北京，妇女运动的“奋发为雄”“突起异军”，功不可没。

陕西省妇联开展“黄河女儿行——寻访党史路上的巾帼初心”活动

新征程上，三秦女儿砥砺奋进

历史长河川流不息，延安精神代代相传。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之际，陕西省妇联开展“黄河女儿行——寻访党史路上的巾帼初心”活动，赴渭南、韩城、延安开展寻访初心活动，宣传展示在党的领导下，广大陕西妇女传承延安精神，庚续精神血脉，在脱贫攻坚、抗击疫情、乡村振兴等战场上续写“巾帼不让须眉”绚丽新篇章。

壶口酥梨、宜川苹果、陕北小米……在延安市宜川县蒙恩农场农产品经销公司，一条“农户+公司+互联网”的无公害果业链，正通过电商、直播、线下店铺等多渠道销售，将本地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这个公司的“掌门人”就是付凡平。身残志不残的她勇敢迎接命运的挑战，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帮扶下，搭乘电商扶贫快车，先后创办了多家电商企业，公司年销售额由50万元增至3500万元。付凡平建立蒙恩优选扶贫助残平台，创办蒙恩优选智能供应链，优先吸纳残疾人、贫困户就业，并帮助乡亲建网店，带动620余名残疾和贫困群众创业就业。2021年2月，付凡平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她说：“延安人的骨子里流淌着延安精神的血脉，在脱贫攻坚战场我们也要打胜仗。”

八十多年前，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吴起，终于有了自己的“落脚点”。全国三八红旗手杨启卫是吴起县吴仓保镇经济综合服务站站长，扎根基层18年，她先后带领四个贫困村脱贫出列。靠着种植苹果、养殖湖羊、修建水窖大棚、易地搬迁等方式发展村集体经济。她说：“当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吴起结束，而新的长征没有终点。作为吴起县的一名基层干部，我一直牢记总书记的话‘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继续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新长征路上奉献人生价值。”

南泥湾镇，走进全国文明家庭侯秀珍老人自建的“刘宝斋红色家风馆”，成了旅游必经之处，每来一批游客，侯秀珍老人都会热情地给大家展示一把先辈传承下来的老镢头，她的公公刘宝斋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和战友们正是靠着这把老镢头开垦荒山，硬是把曾经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南泥湾精神就是传家宝，绝不能丢。”她每天在家中为慕名而来的各地游客义务开讲南泥湾故事，矢志传承南泥湾精神。

陕西省妇联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重访中共中央妇委会旧址

一诺五十年，初心终不改。202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妇女党员代表讲述 “巾帼心向党 奋斗新征程”故事，会上，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 77岁的路生梅说：“作为一名党员，没有退休年龄；作为一名医生，为病人解除病痛也没有退休年龄。” 1968年12月，路生梅从北京第二医学院毕业，踏上西行的列车，来到黄土高原深处的陕北小城佳县，从此扎根陕北50载。普及医疗常识、下乡培训医生、筹建专业儿科、入村入户义诊……她创办了佳县第一个独立的小儿科，培养了50多名专业儿科医生、儿科护士。上世纪90年代带领全院职工成功创建二级甲等医院和爱婴医院，提高了当地儿科疾病的诊疗水平。退休后，路生梅坚持在医院义务门诊，组建了佳县老年志愿者团队。她的入党申请书里曾郑重许下这样的承诺：“为党工作五十年，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从门诊到手术台，从韶华到白头，从白衣天使到银发志愿者，她把自己的光和热奉献给了这块黄土地上的人们，用实际行动演绎着扶伤济世的动人故事。2021年，她先后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延安革命纪念馆

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面对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新时代的陕西妇女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把以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以代表的精神“传家宝”代代相传，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巾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