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也是母亲去世9周年。清明前夕，总觉得应该写点东西纪念她，同时也让我的儿子、儿媳和孙女知道，他们有一个平凡而不寻常的奶奶、太奶奶。

我的母亲朱世清1917年3月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第五区兴隆乡一个贫农的家里中。虽然我的姥爷识字，但因为母亲是女孩家里还是没让她上学。从小母亲就在家帮助姥姥带弟弟，还放牛和打猪草。母亲小的时候缠过脚，可她忍受不了缠脚的痛苦，每次大人给她缠了脚到晚上她就偷偷地给拆了。反复几次后大人也就不再强迫她缠脚了，因为家里为了让她下地帮助大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她的姐姐缠了脚就没法下地了。宁可下地干活也不愿意缠脚，母亲从小就有一股劲儿，不想做的事就是大人说了也不干。后来母亲常对我说，别人的事也许我们管不了，可自己的事自己要做主。

1932年冬月，红军到了离母亲家不远的瓦市铺。第二年红军就在母亲的家乡兴隆乡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母亲知道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就报名参加了红军。她的名字世清还是招兵的红军干部给她取的。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不久姥爷也参加了红军的运输队，家里少了劳力，姥姥就把她叫了回去。母亲依依不舍地离开部队时，表示等弟弟长大了她还要来当红军。

1934年10月母亲第二次参加了红军。她在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五分院任看护员。不到一年她又调到了红四方面军第9军野战医院3所任看护长。她随着红军的医院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和每一个红军指战员一样历经千难万险，有着至今鲜为人知九死一生的经历。

那是在红四方面军第一次翻越大雪山时， 19岁的她被临时指派为看护连的连长。带着七、八个比她还小的看护员照顾着八、九十个轻伤员和病号随军一起行动。此时母亲还是上身一件单衣，下身一条短裤，两条绑腿从脚踝一直打到膝盖。头上一顶单军帽，脚下是一双草鞋。母亲的挎包里有一条床单，这就是她唯一的行李。由于看护连主要是伤病员， 看护员们往往是把一名伤员搀上一段路再返回來搀另一名伤员。这样一来别的连队的战士爬了一次山，看护员就等于爬了好几次山。别的连队早晨上山中午不到就下了山了，可看护连到了天黑还在雪山上。没有照明的设备，雪山上也没有任何可以做火把照明的东西，整个看护连被困在了雪山上。万般无奈母亲把全连集中在一个背风山窝，把伤病员分成了七、八个组。每一个组由一名看护员负责照看。每个组的伤员都挤在一起用体温相互取暖。母亲要求每个看护员隔一会儿就把自己负责的伤病员叫起来在原地活动一下，把漂落在身上的雪花抖掉。母亲则在各组之间不停地巡查。就这样看护连在雪山上宿营了一夜。第二天当母亲把看护连带到集结地的时候，领导听说他们在雪山上露营了一夜大吃一惊。因为全军没有任何一个连队在雪山上露过营。领导问她当时是怎么想的。母亲说因为让伤病员摸着黑下雪山，会更危险。长征胜利已经八十多年了，母亲带领的看护连或许是红军中唯一在雪山上露过营的连队。

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后再次北上。可恰在这时母亲患了脚疾，出发后不久母亲就掉了队。但是母亲知道红军是向北走了，她就不顾一切坚持着独自向北走下去。渴了就喝点山泉水，饿了就吃一口干炒面，实在困了就靠在树下闭一会儿眼。就这样她在南下北归的路上独自走了三天三夜，走到第四天时她终于见到了正在休整的红军。最巧的是她还见到了认识她的于管理员。从于管理员吃惊的询问中，母亲才知道走了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尽管只有她一人走过，这也是红军走过的路，也是长征的路。  

1936年12月在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后，母亲又被单独调到红一方面军后方勤务部被服厂第二厂任工人排排长，同月由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这次调动使母亲成为了她的红军战友中唯一在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一方面军都工作过的红军女战士。

1937年10月经组织介绍母亲和父亲在延安结婚。此时父亲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警卫营（今中央警卫团前身）教导员，负责保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军委首长的安全和保卫延安。

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母亲学会了纺线和织毛衣，还获得了劳动能手称号。在大生产中每个人是有生产指标的， 父母就申请一块荒坡地种土豆。这时家里已有了我的大姐，母亲就背着大姐去开荒，父亲一有空就跑回来和母亲一块种地。这一年父母还都被评为劳动模范。

在战争年代每个革命战士都不容易。结了婚的女战士就更不容易。她们要工作还要生儿育女，延安的环境是相对安定的，但医疗条件很差。我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就是在不到一岁的时候夭折了。

日本投降以后父亲调到了晋察冀的野战部队。母亲也带着我的两个姐姐随着部队辗转在晋察冀的各个战场。母亲怀了我之后，父亲希望母亲能够留在后方，但母亲依旧坚持随部队行动。谁也没有想到就是母亲的坚持挽救了我的性命。 母亲生了我之后不到7天就随部队转移了，我就是在部队的不停转移中长大。我生来就弱，长到了百天就像刚满月的孩子，谁也不知到我能活到哪一天，母亲就一直把我抱在怀里。 在石家庄得了白喉，唯一有效的药是白喉血清，幸好石家庄有药我得救了。留在后方的孩子也有得白喉的，不幸的是他们由于没有药几乎全夭折了。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了。我们家分两批随着大军进了北平。母亲的工作也随着父亲的调动不断地变动。她从来不在意自己的工作位置，只要是组织的安排她都会尽心尽力地去作。

1956年母亲被复员了。 脱下了她已经穿了22年的军装。这时她才39岁正值壮年，由于各种原因组织上没有给母亲安排工作。 自从回家后，母亲承担了一切家务。凡是能做的她都自己做。我们家吃的咸菜、豆瓣酱、米酒等等许多的东西都是母亲做的。就连我们穿的鞋也是母亲做的。印在我脑海里最深的是母亲很少休息，只要有点时间母亲不是纳鞋底或搓麻绳。母亲搓麻绳就在腿上搓，经常搓得腿上一绺一绺的血迹。有几次我摸着母亲的腿问：“您干嘛非要搓麻绳?麻绳可以买嘛。”母亲摸着我的头说：“妈妈搓的麻绳结实。”后来我才知道麻比麻绳便宜。母亲为了减少家里的开支就宁可自己多吃点苦受点累。

有一段时间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就在父亲营房的周围开出了一块菜地。我们家菜地里生产的蔬菜除了自己吃，大部分都给了父亲单位的食堂。母亲还养了一些鸡。每到放暑假回家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们去打野菜。我们把野菜拿回家后除了一部分拌上麸子喂鸡，大部分都晾成野菜干留着冬天给鸡做饲料。鸡下了蛋母亲也不舍得吃，她就把蛋腌起来等 放寒假回家时给我们吃。母亲就是这样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了我们这个家中，而唯独没有想到她自己。

1965年我已经上高中了。一天我放学回到家里见母亲穿了一身军装。我奇怪地问：“妈，您穿的是谁的军装呀？”

母亲笑着说：“军装哪能随便穿，这是我自己的。”

母亲已经有9年不穿军装了。父亲在一旁解释道：军委对1956年处理母亲这些人复员做了更正。工资不再补发，军龄连续计算。我知道母亲一定很高兴，但她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就知道组织是不会忘了我们的。

母亲17岁就参加了红军，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虽然没有创立丰功伟业确也经历了九死一生。母亲参加红军22年之后，被不当处理复员了。除了党籍之外军籍没了、工作没了、收入也没了，母亲又成了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在这九年里及在后來的四十多年里，我从来没有听过母亲有过任何一句抱怨。有一次我就此事问母亲：“您就没有一点想法？您可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老红军呀！”母亲听了我的话平静地说：“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我就没想到今后我会得到什么。”

母亲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使我更加敬重母亲。使我明白了父母亲之所以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在九死一生的危难面前一无返顾地坚持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他们的心中无我。这种忘我精神也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是长征胜利81周年。我们应该不忘父辈走过的路，牢记他们的精神，以他们为榜样走在民族复兴的新长征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