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萌萌 1984年生于青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创作员，被评为“上海市志愿文化宣传大使”，第八届“上海文化新人”。著有志愿者长篇小说三部曲《大爱无声》、《米九》、《爱如晨曦》，分别描写支教、环保、上海世博会志愿者。

近两月我养成一个习惯，每到周末便等待着来自云南大山深处的消息。发消息的人是苗族女孩小美。如果说每个写作者在创作上都应该拥有一口专属自己的井，这井与自己内心最深沉、最刻骨的情感相联，那么我的一口井，就是小美，和她的家乡黄茅岭。

王萌萌和她资助的小美

走进小美的大山

几年前，原本是朝九晚六的小白领的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一家为贫困山区孩子募集课外书、建爱心图书室的公益组织做志愿者。作为草根NGO，我们人员精简，我既要撰写文稿，策划活动，也要做外联和组织工作，甚至还要干体力活。

第二次送书到云南时，我们要在短短几天内将三十万册图书全部整理装箱。当时正是三伏天，我和另一个女孩在闷热无比、蚊虫肆虐的仓库里，一箱箱搬出书，一本本看过，将不适合学生阅读的书挑出来，再重新装箱。

那几天晚上，我一躺下，就感觉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连端一杯水，手臂都会发抖。想到自己亲手整理的书将送到遥远的云南，将成为孩子们渴求的精神食粮，便觉得再累都值得。因为在那里——七八岁的小女孩因为极度营养不良，脸上长出了深深的皱纹；除了教科书，大家谁也不知道什么是课外书；一天吃一顿饭的孩子依然笑容灿烂……那是坐在上海的办公室里永远都不会有的体会。

2007年5月，我利用假期自费前往云南省红河州黄茅岭中心校支教。在那里初识小美，当地孩子们下饭的是清水煮白菜，每周返校时要从家里背来自己下周吃的米。而宿舍里，最贫困的孩子连张铺在身下的席子都没有，直接睡在床板上。其实，维持这样的生活并不需要多少钱，可是依然有很多孩子因为家庭极度贫困而辍学。

素英姐是黄茅岭中心校的彝族老师，一天放学后，我们去贫困学生家家访，第一户便是去小美家。大山里的孩子不善于表达交流，读二年级的小美却会主动跟我说话，坡陡路滑处还主动拉我一把。

再看小美家的房子，石土砌成，屋门低矮。我弯腰走进屋内，立刻感觉眼前一黑，过半天才能视物。而屋里杂乱不堪，床用石头和竹子搭成，一条麻袋片被充作了枕巾。小美的父亲在她很小时就因矿难去世了，母亲改嫁后再也没回来，她只能跟着年迈的奶奶和叔叔一家生活，没钱住校。两个叔叔也都有自己的小孩，等叔叔的孩子长大需要读书了，她随时会辍学……后来，我便向素英姐提出想资助小美，直到她能独立。

但黄茅岭的经历，并未到此结束，回上海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魂不守舍，寝食难安。我的心似乎一直留在那个偏僻山乡，想要寻得一种方式让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重新结合，找回平静。

在几位师长的鼓励下，我开始试着用最热爱的文字倾诉。在《大爱无声》的写作中，为了让小说中的细节和情节更贴近生活，我又一次前往黄茅岭。冒雨爬了八个多小时艰险山路，我到达当地海拔最高、最贫困的寨子马鹿塘，看望了坚守在那里教书的腿有残疾的王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在土生土长的当地乡民里，也只有青壮年男子才爬得上马鹿塘，所以当我回到乡里，乡亲们根本就不相信我是刚刚从马鹿塘下来。那段日子，我白天做志愿者，晚上和周末写作。每当投入小说创作之中，无需过多构思编排，字词段落便倾泻而出。

雅鲁藏布的感悟

写作的激情涌动之下，我又确定了第二部小说要以环保为题。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开始深入环保第一线体验生活，从东部沿海的湿地到海拔五千多米的藏北草原，再从神秘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到成都郊区的小动物救助站。

在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我住进鹤场的职工宿舍，和丹顶鹤养护人员同吃同住，还曾徒步进入被称为“人类最后的秘境”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后来每当我陷入困境，觉得心力枯竭时，我便让自己回想在大峡谷中躺在滑坡上坦然无惧地欣赏岚烟时的心境，而后调整呼吸，继续走下去。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历险，就没有《米九》这部小说最后最重要的部分。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分内容是我用生命换来的，那些令人感到惊心动魄、撕心裂肺的描写，全都是我的亲身体验。虽然我去大峡谷的初衷并非想冒生命危险面对死亡，然而这一切或许正是上天的安排。既然我要写一部保护生命的小说，那么就必须对生命的可贵和对大自然的敬畏有最深刻的感悟。

在极其耗费心血体力、马拉松般的长篇写作中，与小美的书信往来，于我是十分重要的慰藉。在信里，小美告诉我，她会努力学习，不辜负我的期望。我回信说，学习的重点不是掌握书本上的知识点，而是懂得做人的道理，希望她能健康快乐地成长。我寄课外书给她，嘱咐她一定要和同学们分享。然而，我还有个心愿，就是让小美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爱温柔蔓延

2010年夏，我接小美来沪参观世博会，久别重聚，快乐时光过得飞快。临走前的一晚，她洗了澡，一头长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我让她坐在身边帮她吹头发。她说她其实常常会想亲生母亲，虽然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她却不怨恨她。次日，临上机场大巴前，她突然转身扑进我的怀里嚎啕大哭，眼泪很快就在我胸口湿了一片。而后，去机场的一路，她几乎都不说话，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似乎怕一松手我就会消失。

小美回云南后，我立即投入到第三部以世博会为背景的小说创作中，虽然思念小美却不去多问，不想给明年参加小升初考试的她增加压力。直到2011年6月的一天，我正和朋友吃饭，突然有陌生号码来电，我接起来却听见了小美的声音。她说，“老师，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以全乡第三名的成绩考进了县里最好的中学！”我欣喜若狂，激动地把这快乐与一同进餐的朋友分享，那个时刻我的骄傲和自豪远比自己的小说出版更甚。

不久后，我又收到小美的信，她说这半年来功课很忙所以没有给我写信，但她常忆起在上海的情景，尤其是那天晚上在我住处的时光。她说：“老师，那天您帮我吹干头发的时候，我感觉您的手好温柔，就像妈妈的手，当时我真的很想哭，但怕您看见伤心就忍住了。老师，其实在我的心里，您早就是我的妈妈了！”

而我也有好消息告诉她，我根据《爱如晨曦》改编成了38集电视连续剧，剧本已被列入了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我还学习了摄像和编导，尝试将摄像机对准了素英姐和另一位年轻的彝族女教师，跟拍她们日常的工作、生活状态，以此反映贫困山区教育的现状。

由于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近两年我更频繁地往返沪滇。如今黄茅岭的乡亲们见了我都会笑着说：“回来了！”虽然一个人的剧组，忙碌辛苦，我却每次都能抽空去看望小美。

2014年1月的一天，惊闻小美奶奶去世的噩耗，我尽力地安慰、开解她，却明白这伤痛只能由时间慢慢抚平，但小美并没因悲痛影响学业，她升入了县里最好的高中。我兑现曾经的承诺，暑假再次接她来上海团聚，却发觉原本活泼的她沉静了不少。小美走后，我整理拍摄素材时偶然看到去年在她家里拍摄的片段，镜头里小美奶奶拉着客人的手笑，我却忍不住落泪了。

如今，读高中的小美课业更紧张，只有周末才能打开亲戚送的旧手机给我发微信。小美告诉我，她憋足了一股劲，要考到上海来念大学，因为这样就能跟我在一起……而在黄茅岭，与小美类似的孩子不在少数。我和素英姐在实践中摸索，自发建立了“一对一物质援助加情感交流”的结对助学模式，我们不去想路还有多远，只是走好眼下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