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90后打工青年、一个是女白领、一个是全职妈妈，三人因为网络相识，并找到了发财的“捷径”——恶意差评。

新店和低价包邮的网店成为他们的猎物，不给钱就不删除差评！他们滥用电商平台的评价权，恶意敲诈勒索，受了刑事处罚。可刑事案件刚刚审结，三人又被淘宝告到法院。要求他们在淘宝主页向广大商家道歉，并赔偿损失1元。

2019年1月，江苏省海门市法院对这起全国首例“电商平台诉差评师”案作出了判决。

守护网络诚信，人人都是参与者

遭遇勒索，竟找到发财“灵感”

从贵州偏僻农村来到海门市打工，90后杜川由于学历不高，一直没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却机缘巧合与一名女大学生谈起了恋爱。对方不但长相甜美，家境也不错。

女友的优秀让他自惭形秽，杜川暗暗在心里发誓，要成为一个事业有成的人。

在女友的支持下，杜川开起了网店。可刚开业一个多月，他就遇到了麻烦。他依照对方的要求发货，可对方却一口咬定是残次品。看到对方打了差评，杜川慌了。他让对方将商品寄回，承诺重新发货或退款，可对方却嫌麻烦。

交涉了数天后，对方要求杜川支付300元，才删除了差评。后来，与同行交流，杜川才了解到自己遇到了职业差评师。

原本就没有做生意的天赋，经过了职业差评师的勒索后，杜川对经营网店也没了信心。女友对他失望，提出了分手。

杜川自暴自弃，导致网店关了门。他的生活又回到拆东墙补西墙的原点，如何才能轻松、快速地赚钱呢？想起自己被敲诈的经历，认为这是一条发财的捷径。

不久，杜川开始在网上招募合作的“下线”，并因此认识了女白领邱玲玲。邱玲玲有稳定的工作，但她却想在网上找点赚钱的兼职。最初她兼职网站管理负责删帖，不过有时候忙活好几天，只能挣几十元。她业余时间都潜伏在网上，不仅累得腰酸腿疼，还影响了工作。她觉得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恰在此时，邱玲玲认识了杜川，两人一拍即合。

他们约定由杜川找店铺，邱玲玲负责拉人刷差评，之后再由杜川出面负责与店铺谈判。

2017年4月，杜川物色了四五家家纺网店，将链接发给了邱玲玲。邱玲玲又通过网络招了四名临时工，她将任务派发给这些人，大家购物之后打差评。

没过多久，遭遇差评的商家拨打买家电话沟通。按照事前的计划，这些临时工都不能接听，声称是给单位购物，要求商家与单位领导沟通，而单位的领导就是杜川。

杜川要求商家给他转账，才能撤销差评。

每次勒索到钱，他都从中拿出一部分转账给邱玲玲，再分发给临时工，随后撤销差评。

邱玲玲见有利可图，索性拉上了弟媳张笑。张笑生完孩子后一直在家做全职妈妈。

三人每次利用差评都能获利600元至8800元，两个月累计获利两万余元。

淘宝追击，意在警示差评师

2017年7月，杜川、邱玲玲、张笑三人准备扩展团队，并开始物色新的敲诈目标。

没想到，被敲诈的几个商家都向淘宝进行了举报。淘宝发现商家们先后都向杜川支付了删差评酬劳，认定其为职业差评师。

淘宝报案，并协助警方侦破了此案。2018年11月，海门市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三人缓刑，并处两万元罚金。

就在三人受到刑罚后，淘宝又以三人恶意评价，涉嫌侵权为由，告到了海门市法院，索要民事赔偿1元。

这是电商平台首次状告差评师侵权。2018年11月，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海门市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杜川、邱玲玲和张笑以敲诈为目的，对网络商家进行恶意差评，造成了淘宝平台数据不真实，直接影响并破坏了淘宝构建的信用评价体系，损害了淘宝的权益。

2019年1月，法院判决三人共同赔偿淘宝1元，三人要在淘宝首页道歉，支付因打官司发生的相关费用两万元。

法官提醒说，电商平台为提高服务质量，开通了用户评价系统。这种做法的本意是促进商户能更好地提供服务，但却催生了别有用心的人滥用评价系统，对商户进行要挟和敲诈。有人将差评师当成了职业，以此谋利，如杜川等人一样构成敲诈勒索，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目前法律对于恶意差评这样的网络行为，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和惩罚。我们打1元官司是要警示差评师，恶意差评其实是违法的。”在阿里巴巴集团高级法务张译文看来，这个案子对于解决涉及交易数据的法律问题，比如恶意差评、虚构交易数量等，都是有益探索，技术与法律的结合为广大消费者营造更好的购物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