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2015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左）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领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新华社/路透 )

一袭亮紫色礼服套裙，戴一枚中国风宝石胸针，2015年1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礼上，屠呦呦在一群身穿黑色燕尾服的诺奖得主中显得格外醒目。她是第一位获诺贝尔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女性。

上一次，屠呦呦的名字出现在本刊，是她获选2011年度海内外有影响力的“《中国妇女》时代人物”之时。那一年，她拿到了“距诺奖仅一步之遥”的拉斯克奖。

当屠呦呦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诺贝尔奖证书和奖章时，全世界共同见证了——中国本土科学家实现了诺贝尔奖零的突破！作为中国首位、全球第46位获诺奖的女性，屠呦呦成为划时代的人物。

带着淡淡的宁波口音，以严谨朴素的措辞，85岁高龄的屠呦呦，于2015年12月7日，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用中文发表了《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的主题演讲。

演讲中，屠呦呦回顾了青蒿素发现的艰难历程，也感谢了参与523抗疟研究的所有科学家的通力协作和突出贡献。她期冀未来科学为了人类福祉更进一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演讲结尾，她还分享了王之涣的名诗《登鹳雀楼》：“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含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呦呦鹿鸣，缘在青蒿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父亲为屠呦呦取了一个很萌很别致的名字，出自《诗经·小雅》。巧的是，这名字竟应了她一生与青蒿的不解之缘。

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屠呦呦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备受宠爱又成绩优异，从翰香学堂到效实中学，一路皆为甬上名校。就在屠家楼顶那个满是中医典籍的小阁间，屠呦呦的医学梦缓慢萌芽。后来因为患上肺结核，她的学业曾暂停了两年多，那以后，她对医学的兴趣更浓厚了。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选择了生物药学专业，这在当时虽是“冷门”，却很接近她心仪的中医药领域。实习时，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指导她鉴别各种药材。从1959年起，她又参加了两年半的“西学中”学习班，如屠呦呦所言，“凡是过去，皆为序曲”，学科交叉为她日后发现青蒿素提供了良好的准备。

自获诺奖后，在欢呼声中，屠呦呦也被频频提及是“三无”科学家：无留学背景、无博士学位、无院士头衔。“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如果她真留过学，可能就无法参与‘523’项目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专家张大庆说。

1967年启动的“523”项目是个军工任务。由于越战期间，参战士兵饱受疟疾折磨，为了支援越南，也为消除中国南方疫情，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指示，紧急启动抗疟新药研发。当时正值“文革”，科研工作都已停顿，很多医药专家也被打倒了，一开始项目进展并不顺利。

1969年，“523”项目的负责人来到中医研究院寻求支持，时年39岁的屠呦呦被任命为中药所的课题组组长，进行中草药抗疟研究。政审时，有人提出屠呦呦有海外关系，岂能参加这个项目？这可是政治问题。好在，屠呦呦参加工作仅三年时，就已在防治血吸虫病的研究上取得两项成果，还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屠呦呦说，“那时我很年轻，雄心勃勃，能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很兴奋又很幸运，也深感责任重大，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

2015年10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左一），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一行，来到屠呦呦家中看望    （摄影/杨睿）

青蒿一握，痴迷一生

课题组初期仅有屠呦呦一人。没助手，没资料，没经费，连个像样的实验室也没有，要在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她整理历代医籍，查阅群众献方，四处走访求教老中医，仅用三个月，就从两千多个动、植、矿物方药中，编写了一册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这种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又经过一轮轮筛选，在动物实验中，胡椒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曾高达84%，似乎带来了曙光，但在临床上并不能使患者的疟原虫转阴；而青蒿的乙醇提取物虽出现过68%的抑制率，却因整个课题被迫中断而一度陷入僵局。

后来课题重新启动，屠呦呦准备大干一场，她冷静下来重温前期研究，将目光再次转向中医典籍的宝库。在反复研读中，《肘后备急方》 中的一句话让她打开了思路。“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古人为什么用“绞汁”而非常用的“水煎”法？是不是青蒿中的有效成分忌高温或酶？而且，只有嫩叶才能绞出汁来，这是否涉及药用部分及采收季节的问题？

屠呦呦终于找到了开启抗疟大门的钥匙！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溶剂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最终找到低沸点的乙醚作为溶剂提取青蒿的活性成分。成功，在第190次失败之后来临。1971年，编号为第191号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让屠呦呦课题组全体振奋起来！

然而，要进一步做临床，必须制备大量的青蒿乙醚提取物，“文革”期间所有药厂停工，屠呦呦只能采用土法，把青蒿叶收来，用乙醚冷泡，再回收乙醚提取物。屠呦呦回忆，“当时的科研条件非常艰苦，我们买了七口老百姓日常用的大水缸当提取锅，就在几间平房里操作。”由于每天接触大量有机溶剂，通风又不好，一天下来，她常常头晕眼胀，还因此得了中毒性肝炎。屠呦呦的丈夫李廷钊至今记得，“那段日子，她每天回家都一身酒味。”

青蒿乙醚提取物有了，但在临床前试验时，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疑似有毒副作用。为了尽快确证无毒，她当机立断给领导打报告，愿以身试药。“如果中毒，我后果自负。”屠呦呦交上了甘为科学献身的“生死状”。1972年，屠呦呦和课题组的两位同事一起开始了青蒿提取物的人体试验。经一周观察，三位受试者情况良好。又经补充五例增大剂量的人体试服无毒，青蒿的临床试用之路才得以铺平。

就在她整装待发赶赴海南疟区时，屠呦呦的丈夫被下放到云南“五七干校”，她只好恳请托儿所留下孩子全托。后来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干脆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寄养在别人家，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了老家。李廷钊说，“大女儿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用屠呦呦的话说：在那个时候，我们绝对是事业第一，生活要给事业让路。

1978年，青蒿素抗疟研究课题获全国科学大会“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此后，各种奖项和重大会议接踵而来，但这些成就并未让屠呦呦止步。1992年，针对青蒿素成本高、对疟疾难以根治等缺点，她又发明出双氢青蒿素这一抗疟疗效为前者10倍的“升级版”。

屠呦呦和青蒿素三个字永远地绑定在了一起。

正如获诺奖后她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与获奖相比，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在传统中医药启发下发现的青蒿素，已拯救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

严谨知性，率真的大家闺秀

在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眼中，屠呦呦“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或个别谈话中，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

自上世纪50年代就与屠呦呦相识的老友、药学家高宣亮最钦佩屠呦呦科研上的专注和执著，盯住一个青蒿素一搞多年，屡遭挫折却不言放弃，称她是科学家中的巾帼英雄。高宣亮曾担任屠呦呦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前期责编，他惊异于屠呦呦的极度认真和细心，“从1969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有关抗疟药物、特别是青蒿素研究过程的档案，她保存得特别全，整理得井井有条。”这些资料成为编写此书的基础。而在这位老友的印象中，作为女性的屠呦呦“在北大药学的那群女同学中，打扮还蛮出众，有种优雅的知性美，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她从不穿红戴绿，但胜在面料款式考究。”

作为中医科学院的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在中药研究所仍有办公室。她还会时常到所里来，到实验室来，与同事和学生探讨问题，进行有关青蒿素新的适应症方面的研究，比如探索治疗免疫性疾病红斑狼疮。遏制青蒿素抗药性也是她目前至为关注的问题。她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演讲中发出呼吁：“为保护ACTs（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我诚挚希望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WHO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和丈夫李廷钊出席2015年诺贝尔奖晚宴。  ( 摄影/新华社记者叶平凡 )

同学伉俪，科学家的“最美家庭”

屠呦呦和丈夫李廷钊的结合是一段传奇佳话。据屠呦呦的同学陈效中透露，他俩原是效实中学的同窗。早在高中时，李廷钊便暗恋屠呦呦，但毕业后他到苏联留学，读的冶金工程专业，直到回国后在北京工作，再次见到“梦中情人”，发现屠呦呦还未结婚，他才鼓起勇气大胆表白……

1963年两人结婚时可算大龄青年了。婚后两个女儿相继出生。如今大女儿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行政教务工作，小女儿就在北京。家中除了摆满各种奖杯、证书的陈列柜，处处洋溢着细腻温情：外孙女的一台钢琴，被擦得锃亮；女儿和外孙女的照片遍布各个角落；卧室门的门套上，用小纸条贴着外孙女不同时期的身高，标识她的成长。

平时李廷钊充当“管家”，老两口会一同遛弯或者买菜，丈夫做饭，妻子刷碗，日常生活简单平静。

2015年10月5日17时30分，当瑞典卡罗琳医学院正式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两名科学家时，屠呦呦自己却浑然不知。直到一个多小时后，她才从同事那里知悉，几乎与此同时，家里的电话开始像闹钟一样响个不停，李廷钊这个教授级高工也变成了“热线话务员”，经常要小跑着去接。屠呦呦说，“别人还以为我有生活秘书，他就是我的秘书。”

2015年10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一行来到屠呦呦家中探望，谈及李廷钊对屠呦呦事业的鼎力支持，沈跃跃笑言，我们妇联正在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这就是一个“最美家庭”。